在世人眼里，曹操是治世之能臣，更是乱世之奸雄，但其家书中隐含的惜财、用才、率真、孝亲一面，则证明曹操还是历史上最值得尊重的另类“土豪”

　　由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历代戏曲作品的影响，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曹操几乎成了白脸奸臣的代表，大家都认为他残暴不仁、玩弄权术、阴险狡诈，所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等，就成为贴在他脸上的标签。事实上，和这些奸伪特质比较起来，历史上的曹操更应是一位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家和“横槊赋诗”的杰出诗人和军事家，他在汉末战乱中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和对建安文学的贡献，足以奠定他在中华民族史册中的文治武功的地位。

　　有趣的是，除了国事和天下事之外，曹操也很重视家事，重视家风建设，且常常在戎马倥偬之中，以家书形式告诫、教育家人谨守家风，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吧，而与一般家书不同的是，他在家书中的角色既有丈夫、父亲的身份，更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口吻，因而，从其家书中看其家风，当有许多玩味之处。

　　督子严格

　　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的十五位有名姓的妻妾共为他生了二十五个儿子，他们中除八位早逝之外，其余十七位都曾受封王侯，而这些王侯中，曹操在很长一般时间内是最宠四子曹植的。

　　曹植字子建，自小即聪慧异常，才十岁出头，即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亦曾广泛涉猎，且所诵文词，往往万言不忘，史称“才高八斗”，说的就是这位大才子。其创作的《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等诗歌，既继承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富有《楚辞》瑰丽幽渺的奇幻；既沿袭了汉乐府投射现实的风格，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的清丽含悲情调，是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转变的重要里程碑。其创作的《洛神赋》，将洛水女神的风姿神韵写得如梦如幻，仪态万方，实不愧为汉魏词赋中的名篇。不仅如此，曹植还擅长书法，其用章草书写的《鹞雀赋》，被北宋文人评为书家极品；其对绘画的鉴赏水平也十分了得，所著《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

　　面对这么一个聪颖多才、博学多能的儿子，曹操当然宠爱有加，兼之曹植思路敏捷，善于应对，曹操每每提问，他都能对答如流，言词中意，这更是加深了曹操对他的偏爱。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镇）建成一处大型宫殿，名为铜雀台，殿成之日，一批文人雅士被召来“登台为赋”，年方18岁的曹植也在其中。结果，在众人之中，曹植的《登台赋》最先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在欣喜之余，有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

　　次年，曹植随父西征。经这一路征战搏杀，曹植受到了战场历练，也让他在父亲面前展现了恤民厌战、渴望统一的一面。

　　三年后，曹植被封为临淄侯。七月，曹操南征孙权，以曹植留守魏都（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邺城。行前，深知儿子禀性的曹操，怕儿子文人气重，又从未有过独当大任的经验，造成守土失责，遂以自身的经历，写信给曹植教育道：“我过去当顿丘县令时，年仅二十二岁。回想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愧对今天的。你今年也已二十三岁了，能不努力上进吗？”

　　这封家书言短意长，既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拳拳挚爱，也满怀着一个长者的衷心期待，还有着“向我看齐”的勉励和要求。

　　这种期待和要求对于一身浪漫气质，过惯了文人生活的曹植来说，自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也是一个不愿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首都洛阳的北部尉。在此任上，他杀了犯禁夜行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可见其严正刚强！三年后，他转任顿丘令，又因治理有功，升任议。黄巾起事时，三十岁的曹操任骑都尉，南征北战，升济南相，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后又讨董卓，战袁绍，征乌恒，平张鲁。可以说，曹操的大半生是在战场上度过的，这种经历造就了他的守纪严明、律己持重的个性，这是军事家和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而曹植呢，骨子里则是一个地道的文人，是精鹜八极、驰情任性的才子，因而接着发生的几件事，就让曹操对他越来越失望了：

　　一是曹植衣着随意，不重装束；

　　二是曹植嗜酒好醉，酒后妄言；

　　三是曹植擅开司马门，驾车嬉戏。这末后一事是曹操最不能容忍的。本来，邺城王宫的南门，为魏王专用，因此此门有司马官守卫，故又叫司马门。而一时兴起的曹植呢，利用父王外出，自己代掌邺城之便，竟驾着王室车马，在司马门的禁道上策马驰骋，一直游乐到金门。这让曹操大为震怒，他下令处死了执掌王室车马的公车令，并写了《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一信，训斥违法乱纪的曹植，那信写道：“始者谓于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这可以说是一腔伤心绝望的神情！原来寄予这么大希望的一个儿子，现在竟然如此不争气，你说撂在哪个做父亲的身上不生气？此后，曹操真的把立太子的目光彻底从曹植身上移开，转到了曹丕的身上。

　　勤俭节约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生于这样的家庭，曹操可以说从小是衣食无忧的，但他生活的大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太过残酷：军阀混战下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饿殍遍野，幸存下来的百姓也辗转沟壑，生死旦夕。这种惨景使他对身处战乱中的民众怀有极大的哀悯和同情，使他对给民众造成痛苦的战争元凶抱持着强烈的鞭挞和深深的憎愤，这种思想感触很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蒿里行》等诗歌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纸浅行，这里淤积着作者多少的悲悯、忧愤和痛苦！

　　而正是在这种物力匮乏、民生艰难的大背景下，曹操在生活上养成了简单朴素、节俭自律的习惯，并把这些习惯作为家风传承给了他的家人。

　　在《内诫令》中，他多次用他的节俭习性教育家人，力诫家人奢华铺张。

　　他说：“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事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皮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意即他不喜欢用装饰漂亮的箱子，平时所用的都以新旧皮革杂糅制成，战时所用的甚至是以竹子编成的。

　　他又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意即他的衣被已穿用了十年之久，每年都会拿出来清洗缝补继续使用。

　　他还说：“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意即，以前天下刚安定时，他便禁止他的家里不能以香熏室。现在重申这一禁令，就连把香炉藏在身上也不行。

　　汉代重礼制，丧葬之礼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葬礼内容详细，比如在安葬棺木上，它就规定，“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至于在椁内放置怎样的随葬品，那就随身份、地位、贫富而定，反正王侯墓葬中的厚葬风，无疑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和长沙马王堆中的薄如蝉翼的大量绢丝陪葬品中，就可看出一般。

　　但节俭成性的曹操是坚决反对厚葬的。他在临终前给家人的遗书中叮嘱道：“殓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读罢这段书信，掩卷闭目思来，主张穿平常服饰，从简治丧的曹操是不是更像一位勤俭惜财、温言善语的衣着朴素的“土豪”呢？

　　和睦孝亲

　　在曹操这样一个妻妾众多，儿女成群的大家庭里，各房争宠、各子争势自是必然的事，以曹操的明睿和他对历史的了解，他当然清楚这个中的明波暗流，而如何消弥或者减少这之间的争斗，养成和睦孝亲的家风，则是他处心积虑、直到去世前仍在思考的问题。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弥留之际的曹操在给家人的《遗令》中，多次要儿子们孝顺他留下的那些夫人婢妾，说她们“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对那些祭祀后剩下的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那些无儿无女的婢妾们，“可学作组履卖也。”也就是说，让她们学会编鞋织袜，自食其力！

　　至于这些日渐长大成人、野心也随之膨胀的儿子们怎么办呢？曹操教导他们说，我死之后，“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地。”这一则是要儿子们以这些方式来纪念、缅怀他，不做那些焚香烧纸等无用的勾当；一则也是告诫儿子们，老爸时时在看着你们，你们不可忘了我的训导，互相之间争权夺势，彼此摧残！你们要和和睦睦、互相亲爱，才让我死能瞑目！

　　这种要求虽然最终只是曹操的一厢情愿，但于此也可见他对养成和睦孝亲家风的期望。

　　用人从公

　　本来，一般家庭的家风中是不存在“用人”方面的内容的，但曹操是“挟天子”的“魏王”，实际上已是无冕皇帝，他的儿子们自然也是要承袭这一爵位的。虽然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一再申明自己没有代汉自立之心，但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以汉室之衰微与曹家之权重，说不定某一天这天下就堂而皇之地改姓曹了，而得天下重在得人才，如何对待人才，事关天下的安稳危殆，因而曹操在给儿子们的家书中，屡屡强调用人不私、唯才是举的原则，把用人从公作为家风内容来灌输。

　　他自己在大半生战乱征伐和行政治国中就是这样招徕、使用人才的：不计门阀、资历和德行，不论亲疏、贵贱和敌友，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正是他求才若渴，极力搜罗，并加以重用，因而其麾下谋士如云、猛将成群：荀、荀攸、郭嘉、程昱等智略深远；许、李典、夏侯渊等，勇不可挡；张绣是其宿敌，曾在战斗中杀了他的长子曹昂和其爱将典韦，但张绣投降后，曹操不仅与他成了儿女亲家，还将其封为扬武将军；于禁和乐进，本是普通士兵，但最终都被曹操提拔为大将；张辽和徐晃，本是逃亡的俘虏，可后来均成了曹军克敌制胜的先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正是依靠这些谋臣和武将，曹操才在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中不断取胜，势力日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

　　陈寿在《三国志》中为此评价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等，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知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家国同构。曹操的这种治国风格自然也尽反映在他的治家风格上，所以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他在准备选拔寿春、汉中、长安三地的军政长官时，给各位儿子写的《诸儿令》中说道：“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其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者，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这说明在用人这个问题上，曹操教导儿子们：一是儿子之间无亲疏之分，二是儿子与“臣吏”之间无内外之别，一视同仁，唯才是用。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在培养他这个官宦之家家风时所提出的原则。

　　忠于职守

　　对职业岗位的忠诚度体现着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态度。在这方面，曹操无疑是一位不苟不懈、尽职尽责的高度敬业者。

　　这从他年轻时干过的一件事情即可“窥其全貌”。

　　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的治安工作。时洛阳为首都，皇亲国戚云集，豪强贵族聚居，诸多欺男霸女、打架斗殴、为所欲为的违法勾当，早已在这里见怪不怪了，尤其是在暗夜无人之时。曹操一上任，即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四门，实行宵禁，下令“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结果，一个叫蹇图的人不信这个邪，偏偏违禁夜行，曹操果真说到做到，就把蹇图用五色大棒给处死了。

　　这个蹇图是谁呢？为何他有这么大的胆量公然违禁夜行？原来，他有个叫蹇硕的有权势的侄儿。这蹇硕又是谁？他是当朝的“十常侍”之一，也就是把持朝政的十个大宦官之一，当时这十个大宦官掌握着朝廷命官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掌握，你说蹇图怎么会把小小的洛阳北部尉的“宵禁令”放在眼里呢？！

　　然而，曹操只认职，不认势，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杀了蹇图，而且杀得理直气壮，杀得蹇硕一时语塞！当然喽，杀一儆百之后，洛阳的治安也跟着很快好了起来。

　　在日后的军政生活中，曹操就一直以这样的职守来要求自己，也以这样的标准来约束部属，至死不改。临终之前，在留给自己家人和部属的《遗令》中，他怕他死后一些部属要离开驻地，来京吊唁他，于是特地嘱咐他们道：“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也就是说，即便祭奠我，也应当各安其位，各尽所职！这是多么强烈的职业操守！

　　由此看来，许多人常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更是乱世之奸雄，伪邪奸诈，似乎是其人生的一大特点，这话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再“伪”再“奸”的人，也有其真率可爱甚至可敬的一面，比如曹操在写给其家人的家书中，坦露的是为父为夫为长者的真性情、真想法，应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真性情、真想法所体现出的他对曹家家风的期许，进而成为后人触摸其思想脉搏的一处处节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更多地着眼于此来看待曹操，那么曹操的形象当会更加立体全面，更加生活化和性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