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嘉诚应该是每个商业记者的终极挑战。不久前《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相继刊出李嘉诚先生的访谈。但比较可惜的是，也许是报道太仓促，或者接受采访时受到约束，报道谈的比较浅。因此李嘉诚的对话，整体成了对方的一次表态，媒体则成了一个传声筒。

　　在受访中，李嘉诚的说话完全是公关辞令的范本，可举例说明其“滴水不漏”。比如他讲“我爱国家，不过为了股东利益，也需要以回报为考虑要素，寻找具发展潜力 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撤资风波”，但将来继续大举向海外投资，你也不能怪我。再比如，记者问投资是基于商业判断还是政治分析，老超 人回答，“我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对股东有利的事，因为股东对我是非常信任”。这话的意思就是，作为商人，我必须 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还很谦虚，说自己“绝对没法影响政治”。可是这几篇专访在内地和香港被大举传播，能说不影响吗?但老李身段放的很低，“我无法预测政治的变化”，仿佛置身事外。

　　类似的话语技巧，在访谈中多次可见。相信读完几篇报道，读者诸君一定有一个感觉，即李嘉诚先生对其与内地的关系有些微词，对当下港府的治理也颇不满意。谈到 香港问题时，他有比较直接的表态，“希望香港保留良好的法制制度，不要人治，不要选择性地行使权力”。这话从商人嘴里说出来，算是比较直白的批评了。

　　商人在媒体上批评政府，似乎有些犯忌，何况李嘉诚这次选择的是内地媒体。但上面这番话说出来，记者有的写，而他自己也可以进退自如，既起到了敲打的作用，也不会伤了和气。反观媒体，虽然获得了专访李嘉诚的良机，但却在对话中落于下风，没有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采访者与李嘉诚在议程设置上缺乏交锋。李嘉诚的目的，无非是澄清撤资传闻，以及向某些政府人士喊话，所以他才需要找被“标签化”的内地媒体南方报业做专访。可是记者既拿到这一天赐良机，自当重组议题，为读者回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那么读者关心的是什么呢?有些话，老超人显然言犹未尽，且无法在媒体上公开表述。但媒体和记者对议程当有自己的判断。

　　其一，李嘉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报道可以看出，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李十分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快，也给对方留足面子和余地。但在采访和写作中，这块缺乏铺陈。我以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港岛普通居民，这块都应该是焦点议题。

　　凭李在商界的地位，访问中国必然是邓小平一级的领导接见。而今红二代领导人走的依然是补丁版的小平路线，但大陆经济实力，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已与1992年有天壤之别，香港的政治地位也已经不同往昔。如何重新定位中李关系，不仅重要，而且大有挖掘空间。

　　其二，李嘉诚与港府的相处模式，也势必到了总结和反思的时候。这 一话题是可以和当下热门的政治转型联系考察的。不管是日韩、东南亚还是香港，儒家文化圈经历现代政治转型后，多形成一个财阀政治的格局，此时梳理巨商与政 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当有现实意义。在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时，企业家群体是有效管理社会的中间媒介。而九七回归后，特区政府虽延续了相同的管治策略，但企业家 的社会中介作用却在不断减弱。如果记者认真梳理过李家投资的布局，当知其地产、码头、公路、电力，都是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基础行业，这样的企业，不从政 经关系解读，是无法真正理解其事业的，而这也必然是其本次发声的一大缘由。

　　李嘉诚先生有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勉，把握了殖民者退场机遇，以民族资本家身份陡然崛起，其后再以香港独到的区位优势，以及国际中心的金融地位，成其为前无古人的一代巨商。以李之历史地位，在香港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全球投资视野，这样的人物需要有中国历史的经线，以及全球化浪潮的纬度，进行政经一体的立体解读。

　　李在访谈中表现出对科技业的兴趣，无非是一种宣示，即他依然是商界潮男。85岁，于他而言也不算高龄。相信这次轰动的专访，会是其下一个大手笔投资的伏笔，此轮报道中言犹未尽的话题，将时间拉远些或能看得更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