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曾对人说，如果他给自己写悼词，就写大玩学家于光远已经走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的

　　文 | 芦垚

　　除了于光远，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同时写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和《吃喝玩》、《儿童玩具小论》这几本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书。

　　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称中顾委)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的他，其乐观天性和好玩的性格，与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一样为舆论津津乐道。

　　于光远曾对人说，如果他给自己写悼词，就写大玩学家于光远已经走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的。

　　如今，到了给他写悼词的时候。2013年9月26日凌晨3时，于光远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8岁。

　　斗争“四人帮”，起用于光远

　　于光远逝世后，人们提起最多的，便是他参与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一讲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由邓小平发表，是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罕见地开了长达36天。会期议程过半时，讲话稿才完成。但是，邓小平看到这一稿并不满意，于是便亲自拟定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于光远回忆，邓小平不仅亲自拟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题目，还给他们具体明确了讲话稿的各个部分。随后，胡耀邦、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

　　在“文革”尚未结束时，于光远便已经进入邓小平的助手班子。

　　1975年7月5日，在60岁生日当天，于光远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务院研究室是一全新的机构，由邓小平向中央提议成立。当时，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所以邓小平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成立了助手班子。于光远曾撰文回忆称：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1975年成立之初，政研室有7名负责人，分别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

　　于光远回忆说，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提议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思想解放的第一“枪”

　　当后人纪念改革开放的思想论战时，提及的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事实上，在那之前，经济学界发起的按劳分配理论的讨论，同样影响很大，有人说，是打响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枪”。

　　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这篇文章源于一次研讨会。1977年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在经济学界发起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讨论，核心问题是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会议结束时，于光远做了总结发言并推动了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在第二次研讨会发言稿的基础上，才有了《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之一冯兰瑞回忆道：“小平同志看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光远当天就到我家，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随后，第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其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问题，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按劳分配与劳动报酬形式问题。除了这些重大问题，讨论还涉及一些技术性建议，有人提出应当为奖金恢复名誉，恢复奖金制度，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由国务院研究室操刀，最后送邓小平审阅，“听了两遍”通过了。

　　1978年3月28日，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发表6天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些文章旋即遭遇反击。于光远回忆道，1978年5月 17日，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在一个内部会上点名批评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篇文章，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说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要求“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邓小平对这两篇文章给予了明确支持，他在同于光远等人的谈话中鲜明地指出：“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学者的科学精神

　　除了直接参与重大政治事件，于光远的贡献还在于诸多经济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

　　仅从1979年以来，除了倡议推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研究以外，他还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研讨。作为学者，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倡导人之一。

　　尽管自己从不在乎钱，甚至被人多次偷了钱还不知道，但于光远却公开倡导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这在改革开放之初自然遭到了不少批判。和舆论对拜金主义的抨击不同，于光远说，“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

　　从学术角度看，于光远的创造力也惊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1988年，他出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被誉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著作之一；1992年，他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这是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唯一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

　　除此之外，他还率先对经济学的一些新领域进行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

　　需要提及的是，他组织推动了多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这培养了中国大量经济学后人。

　　有人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岁月贴上浪漫主义的标签，然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助力者，却没有人会把于光远和浪漫主义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如果非要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这个标签应该是科学精神。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曾评价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于光远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对这名学生十分器重，1936年赴美国进修时，他将一部分论文交给爱因斯坦修改，其中就有于光远的一篇。

　　而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中，于光远也不忘强调科学精神。

　　于光远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刘世定说，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于先生说这些精神都是很好的，有社会关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科学精神。于先生经常讲，说恩格斯有一句话“愤怒出诗人，但是不出科学”。你热情你有感受，你可以成诗人，但是科学是需要冷静的。中国的变迁不是通过一场短时间运动式的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