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地震灾难发生频仍，在地震中遇难的人亦不计其数。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7.8级地震，3000多人遇难(约6000多人)。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2万多人遇难。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7.3级地震，约6500人遇难。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8.0级强震，6.9万多人遇难(1.79万人失踪)。

　　2010年，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7.0级地震，22.25万人死亡。

　　2011年，日本宫城发生7.4级地震，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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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数据不难发现，即便是震级相近的地震，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所造成的死亡率却是相差甚远。这其中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悖论”：作为地震多发国的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其地震死亡率可以说是极低。究竟，在这相差甚远的地震死亡率之间，到底是什么在起决定作用？

　　2011年《世界发展》期刊上一篇名为《地震倾向性和死亡率预防政策关系》的论文便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指出，政府对于地震死亡率的影响具有实质作用。由于不同国家的政府在地震预防工作上的投入力度不同，其地震死亡率也因此表现出差异。

　　该文提到了以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现象，譬如：“地震发生越频繁的国家死亡率反而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地震死亡率更低。”这是因为，地震发生频率越高和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加强地震预防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以达到降低地震伤亡率的目的。

　　以日本为例，由于其地震发生频率很高，建立和完善地震预防机制是一件“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事情。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在地震预警、预防工作上投入了充足的资金及人力支持。据悉，日本平均1年内会举办2次地震演习，日本的家庭高柜子都会安装固定装置以防止地震中倒塌后砸伤人。依托政府和企业建立的信息系统，人们可以从手机或是电脑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安全状态通知事先设定的联系人。即使在日本债务已占到GDP的200%情况下，日本每年都在追加抗震的预算。

　　2008年，日本东北部发生7.2级强震时，日本气象厅就预测到地震，3秒后即在电视上发表地震预警：预计4秒后将发生地震。正是这不起眼的数秒，为无数人争取到了逃生时间，最终仅造成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可以说，如此低的伤亡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已经较为成熟的地震预警机制。

　　但是，对于地震发生频率不那么高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政府花费巨额进行防灾减震建设的意愿会相对较弱。因为防灾减震建设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好的抗震建筑又过于昂贵，与其花大力气建设和完善一套使用率不会太高的地震预报、预警和预防机制，政府更愿意把有限的预算投资在回报率较高的其他领域，毕竟只有做出政绩，才能强国稳民心。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地震预防机制总是难以得到真正地提高和完善。

　　除了地震发生频率和经济水平外，国家制度乃至廉政建设对地震死亡率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上述论文作者菲利普·基弗认为，一般而言，民主制度国家的地震死亡率要低于非民主国家。这是因为迫于竞争对手的压力，民主制度国家的领导者比非民主制度国家的领导者对灾害事件显得更为敏感。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加之监督力度不足，非民主制度国家的公职人员滥用公款现象往往较为严重，能用以公共安全建设的资金亦随之缩水，因而越腐败的国家往往地震死亡率越高。

　　2010年加勒比岛国海地贫穷的海地发生里氏7.0级大地震，造成22.25万人死亡，19.6万人受伤，贫穷和腐败的政权制度让海地在灾难中变得不堪一击。据报道，当时世界各地允诺向海地重建捐款13.5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只有2300万美元，世界银行[微博]行长佐利克称，因为担心会产生腐败问题援助方都不愿直接捐款，最后援助资金几乎完全绕过海地政府，令当时的海地政府感到十分沮丧。相比国际援助，海地或者更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面对天灾，人类无力完全阻拦，但不意味着我们在灾难面前只能认“天命”。日本丰富的防灾减震经验已经证明：完善的地震预防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地震中的死亡率。但是，能否建设完善的地震预防机制以降低灾难死亡率，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经验教训抑或技术问题。事实上，对于政府而言，这更是一场风险和利益之间的权衡与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