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权利的时代，而21世纪将是责任的时代。我们应该从新的层面上去理解责任

　　 一年前，中欧社会论坛原主席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卸任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会长之职。卡蓝默在诸多社会课题领域颇有建树，包括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全球人类责任的伦理重建、世界公民议会建设、中欧及其他地区多元网络、世界公民社会治理、生态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等。1992年开始，卡蓝默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致力于加强中国和欧洲的交流与合作。最近，皮埃尔·卡蓝默就慈善的真义等问题与《中国慈善家》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

　　 无回馈的财富积累将导致道德灾难

　　 《中国慈善家》：你是怎么看现代社会的慈善的？

　　 皮埃尔·卡蓝默：有关慈善的定义非常陈旧。你可以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发现慈善的存在。在欧洲，古希腊人不会称其为慈善，他们认为，好的言行会用好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富人要正确地使用钱财。对于古希腊城邦的富人而言，利用自身财富回报社会，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责任。显而易见，任何社会的财富都源自奋斗或继承，但不能孤立于全球社会之外，所以，对于任何富人而言，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把个人财富回馈给社会。

　　 无论是美国的社区基金会，还是中国的新建大学和医院的捐助者，都是社会信誉的一部分。如果富人耗费全球资源只为谋一己私利，这是无法想象的。人们集聚财富，最终却不知道财富的意义何在，仅仅为了积累而积累，这样的财富积累将导致社会的道德灾难。

　　 我始终记得若干年前在人民网[微博]论坛的一次互动，一位中国网友提出了一个让我非常讶异的简单问题：欧洲也有仇富现象吗？可见，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引发了不小的社会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富人如果不把部分财富回馈给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道德尺寸和心理健康的一种反射。

　　 现在，慈善表现得更加雄心勃勃，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回报给全人类社会。比如我们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创立者，捐献出了全部财富，他们认为，其后代应该通过自己的奋斗谋生，而非继承父辈的财富。

　　 所以，当今时代的慈善，意义已经非常宽广，远非捐赠部分财富以赢得社会声望可比了。

　　 《中国慈善家》：你曾说，“每一个技术的革命都加深了发达和贫困人口之间的鸿沟。”“我们应该学习如何管理人类社会财富的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管理人类社会财富呢？

　　 皮埃尔·卡蓝默：我们仍然希望主权国家来领导世界，我们认为，主权国家代表了世界的整体利益，同时，我们曾经设想，用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世界。但这种方式已不再有效，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如今，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即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我们的国家首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以我所在的国家为例，首脑们关心的仅仅是下一届选举。那么，应该如何处理长远问题呢？在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和停止消费以保护我们的星球之间，存在着一种失衡。如果我们不去解决这种失衡，整个人类社会就面临着全面的失衡。这种失衡导致的危机涵盖了生态、种族、金融、经济等诸多方面。

　　因此，全球发展模式已危如累卵，现在我们正处于整个世界面临巨大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

　　《中国慈善家》：如何正确地展开公益行动？

　　 皮埃尔·卡蓝默：确定了捐赠社会的目标之后，你将面临几个选择。

　　 首先，捐赠社会的这个“社会”，其范围边界在哪里，是本国还是全球？

　　其次是投资的回报。如果你真的不求任何回报，那么，你的投入将没有财富增值，在社会声望层面也不会有回报。所以，你是想得到可见的回报，还是仅仅为了体现个人德行和价值观——这是一个重要选择，也是基金会治理的基础。

　　 第三，你是想成为解决健康、贫穷、残障等单一问题的善人，还是希望面向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你是想改善这些现象，还是想根除更为深层的、引发诸多现象的原因？例如现在，每年我们都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以解决1%的贫困，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在解决贫困问题时越来越低效。那么，你是想成为大海一粟，但希望自己掷出的小石头能够减轻贫困状况，还是选择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源？

　　 在非洲，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着诸如扶贫、建立社区和农民组织等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没能真正帮助非洲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非洲目前的治理方式仍继承了以往的殖民色彩。因此十年前，我们决定帮助建立一个联盟，以重建非洲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联盟已经能够表达建议、表达善意并传播这些善意。

　　 可见，每种选择都是可贵的，它将强烈影响到社会组织的策略和治理。

　　基金会承担着崇高的社会使命

　　 《中国慈善家》：欧洲基金会的专业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皮埃尔·卡蓝默：欧洲和美国的基金会赠与捐赠，并利用捐赠的收益维护公共利益。拥有这些特质的基金会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它独立，既可以是地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可以改变其所工作地区的处境；其次它是长期运作的。很少有机构能够在保持独立的同时长期运作。

　　 这两个特点使得基金会的权限极其大，而也正因为此，基金会承担着非常崇高的社会使命。

　　 《中国慈善家》：基金会的责任在21世纪有哪些改变？

　　皮埃尔·卡蓝默：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曾说，20世纪是权利的时代，而21世纪将是责任的时代。德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也表示，随着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增加，责任的自然生态也产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从新的层面上去理解责任。普遍责任的概念由此产生。

　　那么，什么是普遍责任？任何社会都有普遍责任，它植根于互利原则和社会架构，所有社会普遍存在的伦理就是责任。由于责任变得普遍，所以责任的内涵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普遍责任有三方面内涵：首先，你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负责。第二，更大权力，更多知识，更多责任。所以基金会在保持高度独立性的同时，需要承担更高水平的责任。第三，除非我们协作之后仍无法改善状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无力改变。这三个维度是基金会的标准的责任。

　　 《中国慈善家》：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皮埃尔·卡蓝默：必须承认，90%的基金会正在逃避责任。

　　 显然，挑战越大，越需要长远蓝图。针对我们所面临的多数挑战，我们的应对处理应该面向真正原因，而非表象。例如减轻贫困，意味着要处理产生贫困的根源，而不是帮助人们生存下去，因为一旦失去支持，人们就会重返贫困。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必需面对的问题，根源于对世界发展蓝图、体制以及政治经济逻辑的心理定势。因此，处理其根源所在，意味着大量的脑力工作。当心理定势变弱，大部分的具体行为就会接受新的思想方法。

　　 基金会的责任需要为新出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网络负责。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机构和心理定势的惰性之间的矛盾，这反映出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变革。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存的制度和角色都可以应对目前的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长期的、复杂的策略和联盟，来承担基金会的责任。作为战略，意味着灵活，并且允许合作伙伴是灵活的。我们还需要重建从行动到反射的新进程。如果负责的组织是学习型组织，它就能够从以往行为的反馈中适应其战略。

　　 以上这些因素强烈影响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孕育出自己的战略。我称之为“雄心壮志的责任”。它的直接影响就是独立和长期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建立了中欧社会论坛，为建立全球性的社区而努力。欧洲越来越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在担心仍然被欧洲低估。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达成两个社会之间的深度理解。这正是中欧论坛要做的事。

　　(皮埃尔·卡蓝默

　　法国思想家、城市问题专家、中欧社会论坛原主席、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