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张兵武 王文

　　公益，不再仅仅是一种被人审视的善，它越来越成为传达价值的普遍方式。一个身负商业使命的公司，如何借助公益行为，向社会传递更深刻的价值理念，而不被社会解读为动机不纯的公益秀？

　　在每一次捐赠X光或超声波设备之前，通用电气都需要知晓这些设备最终会由谁来操作、维修和管理——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捐赠的设备是否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

　　 在经历了或远或近的灾难之后，公益变成了社会之痒。

　　 当公司的捐赠被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为老套而不得不为的慈善秀，有没有一种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公益方法存在，使公司的品牌、运营和价值观与之相匹配，以获得更直接的回报？

　　 当传统思维中单纯以财物和人力表达善意的方式显得愈发单薄和低效，能否发现一种与生活联系更紧密、参与更广泛、互动更深入的创意公益理念，致力于在善意、目的与能力、资源、投入之间建立良性循环，让公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实，打破传统模式的创意公益无处不在。

　　 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行善——在美国计算机程序师约翰·布林创办的“免费大米”网站（Freerice.com）上，只要答对一道英语测试题，便意味着你向联合国[微博]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出了10粒大米。仅用了一年时间，这个约翰最初为了帮助儿子学习而建立的创意公益网站，现在每天捐赠的大米便足以解决1万人的吃饭问题。汇聚散落在各个角落微弱的善的能量，创造出蚂蚁搬泰山的效果。

　　 你也可以一边购物一边行善——参与到爱尔兰摇滚乐队U2主唱波诺与若干大型企业联手推出的“红色计划”中来，在诸如盖普、苹果、阿玛尼、匡威等品牌的共约75种带有红色品牌“RED”标志的商品里，任意购买一件，便为非洲的患病妇女和儿童购买抗艾滋病的药物出一份力。创意的公益模式与强大的造势宣传，使“红色计划”在启动后的短短八个月内，就为“与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斗争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募集了1000万美金。

　　 你甚至可以一边旅游一边行善——参加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活动，在游山玩水的同时，为山区小学生送去他们盼望已久的书本和文具。与兴趣相结合的创意公益模式令人眼前一亮，其效果之好也是创办者安猪远远没有料到的，单是2008年，活动捐助的学校就新增了300所，曾经的五年目标才用了一年就轻松突破。

　　 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团队，是公民还是企业，做公益，你完全可以换个思路来。

　　探寻可持续公益模式新路径

　　 2007年7月，美国的一名肾衰竭患者芭芭拉·邦内尔在日夜等待一个健康的肾，就在危急时刻，让所有人惊喜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伙子马特·琼斯决定把自己符合条件的肾脏捐给芭芭拉，但是，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条件，即“接受我捐赠的病人，他的家人和朋友中的一个必须也要同样捐赠自己的一个肾脏给其他人”，患者的家属同意了。于是，爱心开始往下接力，只要规则不被打破，这项肾脏的捐赠活动就能无限地传递下去。这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公益模式。

　　 公益模式的新路径所欲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益行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使公益行为从个人行为变成群体行为？

　　 ·从片面共生到互利共生

　　 《吕氏春秋·察微》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的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即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国家就会给他们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弟子子贡从国外赎回来很多鲁国人，且情愿为国分忧，拒绝国家的补偿，而孔子却责怪他：国家的奖励让行善的人不仅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能够得到赞扬，长此以往，愿意行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该法律便是一条善法。子贡看似高尚的拒绝行为反而破坏了善法延续的规则，拔高了社会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以至于以后行善的人可能再也得不到赞扬，甚至会被耻笑。相比之下，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的做法就更妥当，他救起一名落水者，并收下了谢礼，让善行得以长久的持续。

　　 这个“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典故正是提出了公益新路径的三大转向之一——从片面共生到互利共生。过去的公益慈善认识总不乏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纯粹、无功利的想法能够激发起建造空中楼阁的冲动，却不能真正为人们提供结实的居所。

　　 事实证明，传统的单项受益公益模式与双向受益公益模式相结合，将产生相乘而不只是相加的效应。正如比尔·盖茨在其文《让资本主义更有创意》中所说：“能利用创新科技帮助穷人的，主要是企业，而要充分利用企业的能力，需要一种更有创意的资本主义，将市场力量延伸，使企业既能帮助穷人，又能获利。”

　　·从支票到行动

　　 但是，要建造结实的居所可不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需要具体到一砖一瓦，公益事业也是如此，开出去的支票要想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对其中环节的深入参与。吉利汽车[微博]的创始人、知名企业家李书福曾投入5000万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但是钱捐出去后，一些并不符合受捐条件的人也拿到了他的赞助。为此，他又不得不自己再掏200万寻找真正的受助人，从而把一件公益项目变得复杂而艰难，后来这个现象被人们称为“李书福难题”。

　　 正如“李书福难题”所反映出的公益在执行过程中的错位与模糊，我们无法回避公益行动中善心被滥用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公益丑闻表明，没有深入的参与，乌托邦最终将会变成可怕的地狱。所以，公益新路径的三大转型之二——从支票到行动，就显得尤为关键。

　　 美国通用电气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每一次捐赠X光或超声波设备之前，通用电气都需要知晓这些设备最终会由谁来操作、维修和管理——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捐赠的设备是否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而问题的解答也同时要求企业必须参与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之中，而不只是把钱和物捐出来那么简单。

　　传统的思维中，公益往往被视作社会精英的行为，导致了公众对慈善捐赠排行榜一贯的热衷与追捧，而对支票数额的过分关注令公益活动的执行力与参与度遭到长期忽视，除此之外，参与的不便也是让公益效果难以扩大的重要因素。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像红色计划这样的活动，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实行模式创新，突破限制，为企业与普通人的参与大开便利之门，让公益不只是停留在支票上。

　　 ·从“输血”到“造血”

　　 由《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雪佛兰汽车赞助的乡村支教行动“红粉笔计划”宣称：文化知识的贫乏、观念意识的落后以及思维方式的单一，都不是靠单纯的财物捐助可以解决的，需要辅以大量优秀人才帮助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心智，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帮助乡村树立摆脱贫困的社会责任感。而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专业特长的商务人士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可以言传身教地帮助乡村孩子们唤起学习的动力和对生活的追求，从而使他们树立自我成长的理念，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如今，这个“红粉笔计划”提出的“自我成长”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士所认同，过去以捐赠为主的公益事业，其作用主要在于“治标”，只能解决一时之难，如若想“治本”，则需要被救助方同时获得一种持久自立的能力，实现公益新路径的三大转型之三——从“输血”到“造血”。

　　 基于对该理念的认同，2007年5月，宝洁公司将其参与支持希望工程的方式进行了全面升级，从单纯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即在继续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帮助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的同时，通过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持续扶持，帮助受助学生和学校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升级的项目还包含了一系列的公益服务产品，如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希望工程图书室、希望工程电脑教室、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园地等。宝洁将原本单纯的弱势扶助方案由长远效果有限的“输血”转向可持续有效的“造血”，在带给孩子们更全面更立体的帮助的同时，赋予他们自行站立的能力。

　　 能力+价值的实现=完美的公益

　　 有一个关于玉米种子的故事：一位农民的玉米在最佳产品的比赛中连年获胜，当被问及秘诀时，他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他靠的是将自己的玉米种子分给邻居们。不过，转念一想不禁莞尔，由于风会将成熟的玉米花粉从一块地吹到另一块地，如果邻居的玉米不是好的品种，那么杂交的传粉就会使这个农民的玉米质量不断退化，相反，如果大家种的都是优良的玉米种子，那么相互杂交的玉米也会质量越来越高的。

　　 在故事中，农民拥有高品质的玉米种子是其独特的能力，而想要种出绝佳的玉米是其价值的实现，二者的结合便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完美公益。同样，如果把公益事业比作一组基因，能力是它的X染色体，那么价值的实现就是它的Y染色体。

　　 ·X染色体：能力

　　 2008年的汶川地震期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纷纷做出了捐助，其中，Google公司的捐助是最特别的一个，他们捐出的不仅是物资，更有专业技能。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短时间内，灾区的交通和信息遭到了破坏，而震区又恰好不在国内卫星的覆盖范围内，于是国家测绘局向谷歌[微博]公司提出求助，几个小时后，免费的最新震区卫星图片就从GoogleEarth的合作伙伴网络传向了国家测绘局和地震局。不仅如此，Google还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在之后的灾民寻亲活动中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从能力优势出发，Google在汶川地震中所做的事情恰如其分，这种行为与其核心能力是如此吻合，以至于没有谁能够代替。而事实证明，这种专业能力的资源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性往往比任何物质还要重要。

　　如今，由于现代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高度细分和专业化，很多企业在某一种或一些能力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由此可预测到，在未来，专业能力的投入将会成为企业运作公益的主要内容。

　　当然，可以捐献出来的能力不仅包括专业技能，还可以包括个人的兴趣爱好。宝洁公司前CEO约翰·白波在其自传性著作《无语之争》一书中提到：“宝洁能为社会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帮助，应该通过宝洁员工的兴趣和能力来实现。这种帮助远比金钱上的援助更加重要。”

　　 在这一方面，国际非营利医疗教育组织奥比斯就是一个成熟的样本。奥比斯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和技术以及培训眼科医护人员，协助发展中国家制定长远的救盲计划。与奥比斯合作的个人或机构所提供的主要就是自己的能力，如联邦快递的飞机驾驶员利用休息时间为奥比斯飞机眼科医院义务驾驶飞机，全球的400多位顶级眼科医疗人员将年假捐给奥比斯，在业余时间发挥专业能力义务防盲、治盲。

　　 Y染色体：价值的体现

　　 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同样推动着公益模式的尽善尽美。

　　 “功夫之王”李连杰在2007年创办了以互动式慈善为核心模式的“壹基金”，号召大家每人每月捐助一块钱，互相关爱，彼此关怀。他向公共坦言，要以公益事业作为自己40岁后的第二人生计划：“我是一个走过来奇奇怪怪的人，见过很多皇后、总统，见过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见过黑社会，经历死里逃生等坎坷的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到今天我才说，我愿意，在我40岁以后，把爱回馈于社会”。

　　 李连杰的第二人生计划不仅实现了自己期望的价值，更是吸引了众多想以另一种方式完善自己人生的人，被壹基金委以重任的执行主席周惟彦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达到人生新的高度，这位曾任新浪华东区市场经理和柯达民用数码部中国区经理的年轻女子，甘愿在壹基金不拿一分钱，做了个彻彻底底的义工。

　　 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新一代人所秉持的价值观与理念，对周围世界不断增强的责任感，逐渐催生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公益相融合的新潮流。但是，在凶险残酷的商界，人们长期以来都将经营目标与社会公益看作是相互独立乃至对立的关系，在大部分人的理念中，企业的公益事业通常只会出于两种考虑：即不求任何回报的回馈性公益，和为了维护与政府机构关系的做秀性公益。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使企业策略可以同时满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这两个目标呢？

　　 可以说，美国的化妆品公司美体小铺的发展史就解答了这个疑问，自始至终，公益贯穿着这个品牌的萌发和生长：他们反对用动物做实验；通过“贸易但不是救助”的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为保护热带雨林做贡献；积极支持妇女运动；成为废物回收利用方面的一个榜样；参加挽救鲸鱼种类的活动；宣传对其他濒危物种的保护；支持替代能源的发展??一路走来，美体小铺的品牌战略与公益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同时，通过传达对环境、本土居民以及动物实验等问题的看法，美体小铺不断地将报纸、杂志、电视台吸引过来，品牌影响力也在相应的不断扩张，最终在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广告的情况下成为了世界性的知名品牌。在商业丑闻满天飞的今天，美体小铺创造了一个企业战略与社会公益完全融合的绝佳样本，着实值得喝彩。而如何才能将企业的价值与公益完美的嫁接呢？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联合利华是这么做的，在菲律宾，其每年销售额的80%都是来自于低收入用户市场，为了扩大这块核心市场，他们用公益的途径协助低收入小区杂货店的经营和发展。如此一来，不但小区杂货店得到了发展，联合利华也节省了一大笔建立渠道的成本，相应的还增加了更多的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

　　 同样的道理，通用电气对公益事业的捐助已经足够多了，但他们还要继续捐钱支持教育事业，正就是因为其背后长远的战略考虑——在教育领域的公益投入是为了公司的人才战略服务的，人才的需求正是通用电气与社会的有机融合点。

　　 可见，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公益与个人、企业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我们应该学会积极地影响其结果，而不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从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实现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公益模式和项目出发。重新想象，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有可能成为发动变革的源头。

　　 发现商业与公益的交融点

　　 公益是企业战略新的驱动力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的第七大沙漠，然而，在其边缘的一个大沙丘上，漫天黄沙尽头的一个农场却如海市蜃楼一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大道两旁柳树成荫，繁茂的头都花在墨绿色的田野盛开，大型喷灌设备张开臂膀均匀地浇灌着绿油油的土豆枝叶。这里就是百事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土豆原料生产基地——达拉特旗模范农场，这片农场由百事公司投资经营和管理。这个塞外江南般的新农村模范基地的产生，最初完全基于百事公司对产品乐事薯片的战略需求，而现在，不仅土豆的种植满足了百事公司的需求，当地的沙尘暴情况也由于土豆的大面积种植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达到了双赢局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互利共生模型，也是一个模式创新的有趣标本。过去，企业参与公益都比较被动，只能从人们熟知的既有公益项目中进行选择，而百事在达拉特旗的实践则体现出了鲜明的主动

　　性，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寻找企业与公益的融合点，有针对性地做公益。

　　 不仅如此，在这其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链条——从土豆到市场领导品牌再到产业。据此，百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经营即公益”的模式，将企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技术价值与社会共享，最终为企业和社会皆创造出倍增的价值。

　　 如此看来，企业战略完全可以转化为一个兼具良好经济效益与深远社会意义的事情。说到底，世界上很多有益的事情其实都源于对个体利益的需求，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个体利益需求从一开始便与社会利益存在一致性，并非相互抵牾的关系。

　　 百事公司的另一项公益事业投入则为我们呈现出了又一种可能性。2000年，全国妇联下属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开始组织实施大型公益项目“母亲水窖”，以向社会集资的方式修建集雨水窖或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关爱西部妇女及其家庭。在众多参与的企业中，百事的投入不仅限于资金的支持，更将其长期与水打交道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能力释放出来，对此，百事的理由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事，才能形成高效的公益模式。

　　 百事将公司利益与社会公益巧妙融合的能力告诉我们，这将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的变革使得企业能力与战略不断进化，企业与公益事业的整合可以像魔方一样变幻多姿，而不是一成不变，枯燥无味。

　　作为一个始终引领新经济创新之路的先锋式企业，微软[微博]在公益方面同样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北京望京高科技园附近，一名打工妹成立的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小学向微软公司申请资助，但经过考察，微软公司拒绝了该申请，而是资助了北京什刹海社区的学习中心，并导入其全球性公益项目“潜力无穷”。原因在于，社区学习与微软价值实现的目标即企业战略存在有效区间（交融点），选择社区中心，更能有效地实现微软的价值输出。

　　 由于有效地坚持了企业引导型的模式，微软在公益方面化被动为主动，尽力避免公益行为的孤立存在，使其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实现了整体效应的最优化。成功带领IBM[微博]实现复兴的郭士纳在谈到企业如何将公益转变成对社会问题“实施真正的变革”时就说过：“如果美国所有的公司都能够思考，如何将自己独特的技能和资源应用到解决社会问题上，那么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可能会是110亿美元现金捐款的很多倍了。”

　　 公益与品牌的创意嫁接

　　 公益能够帮助企业更完美地实现价值的输出，更可以促成一个伟大品牌的诞生与发展。

　　一位美艳动人、衣着暴露的性感女子，用手指挑逗性地碰触着双唇，用这样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筹款，是不是很另类？这就是MAC公司用以参加艾滋病防治的VivaGlam唇膏系列，迄今为止，通过该系列的销售已筹得超过1.5亿美元的善款，并将销售所得全数捐给了抗艾事业，完成了“一支唇膏闹革命”的旅程。另外，这个模式还存在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即帮助激励员工，使MAC的员工流动量大大低于化妆品行业的平均水平，至此，MAC公司的VivaGlam唇膏已成为全国“公益事业关联营销”最大胆的样板之一。

　　“公益事业关联营销”的模式于1983年由位居全球500强前列的美国运通公司开创，当时，该公司提出了一项创新计划来资助修缮被风化的自由女神像，以通过将特殊信用卡进行的每笔交易捐出1美分的形式进行，这个创新计划总共募集了1900万美元，在修复了自由女神像的同时，大幅提高了该公司的信用卡用户和交易数量。作为第一个明确提出将公益事业融入品牌营销活动的案例，运通因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品牌营销模式，即将企业与非营利机构特别是公益组织相结合，将产品销售与社会问题或公益事业相结合，在为相关公益事业进行捐赠、资助发展的同时，达到提高产品销售额，实现企业利润，并改善企业社会形象的目的。

　　在今天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双赢创意：对于品牌而言，这是个低成本、高曝光率的推广手法；而对于公益事业，它又能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在群体心理学中，人们把群体中两个或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利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在今天，品牌与公益之间，类似的效应也同样存在，而且不断推动着二者的整合互动。

　　同样的，近两年，制药公司中美史克为其旗下的品牌“芬必得”拍摄的一组公益广告在电视上投放，广告手法和大众常见的药物广告完全不同，邀请收养了103个流浪儿的石清华老师和中国的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在广告中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广告激起了很大反响，大家不仅感动于广告中的主角，也产生了对“芬必得”品牌的高度认同。

　　处在注重“眼球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选定有价值的公益事业，借助独具匠心的实施策略，将社会上的非营利性事业与商业相结合，将利己主义色彩浓厚的纯商业行为，逐步改变为有魅力的公益之举，最终实现社会与品牌的双赢。

　　农夫山泉的“一分钱”公益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京申奥成功的2001年，农夫山泉推出了“一分钱”广告：“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从现在起，你买一瓶农夫山泉，就为申奥捐出一分钱。”这一促销行为，巧妙转换常见思维，将通常让予消费者的利益转换为社会公益，将单纯的市场行为转换为奥运这一关注度极高的公众行为，以促销能够付出的最低代价——“一分钱”，带来品牌形象的最大提升。而结果证明，品牌与公益创新融合的效果是惊人的，在活动实施之后的半年多，“农夫山泉奥运装”在全国销售近5亿瓶，比上一年同期翻一番。

　　除此之外，宝洁品牌价值链公益模式也值得借鉴。在宝洁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中，品牌由最初的一个标志、符号形象发展为一个精心设计的商业系统，这个系统与品牌的所有利益关系人有着紧密联系，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的零售商以至用户，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为品牌加分或者减分。正是因为宝洁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其品牌建设工程中加入了一条新的公益链条，与原有的品牌价值链和谐融合，相互促进。不仅如此，宝洁公司还创意性地与供应链上下游的商业合作伙伴及其他热心公益的企业、机构共建公益事业体系：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宝洁与其上游供应商——包装设备供应商达意隆共同捐建了湖北某受灾小学；从1996年始，每年的夏秋季节，宝洁公司都会在全国大中城市携手下游零售商，开展一年一度为希望工程筹建善款的义卖、捐资销售活动；2008年，宝洁还与跨行业企业惠普[微博]公司合作，在地震灾区已建的宝洁希望小学和宝洁抗震希望学校援建了20个“惠普希望电脑教室”项目。如此一来，宝洁通过公益创新，打通产业链，与社会各方形成良好互动，宣扬全民公益，形成人人参与的“公益总动员”，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创造了更稳固的商业伙伴关系，实现双方美誉度和商业发展的持续共赢。

　　当今社会，这是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网络的透明化将让品牌彻底裸露于公众视线之下，企业将面临外界越来越严重的监督。所以，任何有悖于社会公众道德、触犯公益的品牌行为都将掀起致命风波。除此之外，品牌还面临另一重危机，即传统营销的逐渐衰落。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不断碎片化，传统媒介的费用越来越高但传播影响面却越来越窄，消费者对于任何形式的传统广告似乎都不太买账。重重危机下，将品牌与公益进行创意嫁接，使产品从日益同质化的商业世界中脱颖而出，直观地改善了品牌形象，远远超出普通营销项目的意义。

　　长长的因果链，由你我开始

　　·行善在身边

　　佛家云：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不管你是否留意过，你的每一次微小的选择背后都有一条长长的因果链，再细微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力量的一部分。

　　比如一件羊绒衫的生产需要5只羊一年的产绒，而一只羊一年要吃掉2-3亩草场，在你买羊绒衫的时候，是否清楚这意味着它已消耗了10-15亩草场的草。所以，如果你住在北京，又经常遇到沙尘暴，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沙尘暴的源头也恰好是羊绒衫的产地，这个结果正是无数个你的选择导致的。

　　当然，通过公益，你也一样能够成为使世界越来越美好的一分子。Google的前中国区总裁李开复[微博]先生创办的“我学网”就是为普通人搭建了这样一个互助的公益平台，以帮助年轻人走出困惑，收获经验的“我学网”基于一种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文化——所有支持网站运行的人，包括李开复本人，都是义务工作者。以跨国公司高管、大学教授、知名企业家、作家为主的网站顾问基本上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给青年学子答疑解难，网站的编辑助理，甚至服务器和空间都是由热心的志愿者免费提供。尤为可贵的是，这个网站建立的是一种双向互利的良性机制，其公益模式完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任何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亦会获益，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让成功更有意义

　　对于逐渐富裕起来的“新贵阶层”来说，公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那就是，它始终是一个人由富而贵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如美国著名的实业家卡耐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对于确认一个人的价值高低和人格的完善程度，公益的确是一个很有效的“标签”。所以如今，几乎每个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公益计划，就像另一场越来越激烈的竞赛，公益成为了社会地位的新象征。也许很多人依然会怀疑他们慷慨解囊背后的动机，但是，从结果来看，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嘲讽的现象，毕竟，如果社会地位可以用公益投入来衡量，对于社会并非是件坏事。

　　台湾的圣严法师说：“成功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金钱上的成功，二是权势上的成功，三是人格上的成功。前面二者皆是虚幻的。”企业家王石也认为，参与公益是社会精英“开始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过程”。即便是这样，个人的公益行为同样寻求模式的创新和持久，参与其中，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公益。

　　在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生态的急剧恶化让这里成为了沙尘暴的发源地——只要一天时间，这里的沙尘就能吹到北京。这样一个让政府都无计可施的问题却激起了一群企业家的雄心和善心，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该机构汇聚了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不仅有王石这样卓越的大陆企业家，还有来自台湾的诸多企业家。他们将精力投入到了与自己过去的生意毫无关系的事业中，运用过去所积累的经营能力重新创业，开创自己的第二人生。企业家们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良性成长的机制：必须立足当地资源，为其造血，让阿拉善盟成为一个适于生活且能够持续发展的所在，让当地人获得改善个人生活状况的能力，为他们创造一个以自己为主体建设和维护生态的机制，“授人以渔”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就这样，中国的精英企业家们在阿拉善盟创造了一项具有标本意义的“新贵运动”，这种运动与高尔夫这种所谓的贵族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想改变和回馈社会，但是不满足于仅仅给慈善团体写支票，而是想积极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因而努力探求创新模式，以创业精神将“创造社会价值”与“高效率的模式”相连接。

　　 出于同样的考虑，2006年，“股神”巴菲特宣布将31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夫妇的基金会，这位睿智的投资家不直接去建立基金会，就是因为他深知巨额的资金要想在公益领域真正发挥效应，必须有强有力的经营者和创新家，比尔·盖茨夫妇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管理学大师查尔斯·汉迪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如果我想要在别人的生活里占有一席之地，我必须重新发现真实的自我。”

　　（作者张兵武为广州天勤品牌整合传播机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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