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再度严重污染。政府在及时公开数据之后，还应该为环保做些什么？

　　李洋

　　真是太“及时”了。各地环保部门用于检测PM 2.5的设备刚到岗，就迎来了巨大挑战。

　　从1月10日起连续的大雾，让北京等地的污染数据高得惊人—北京气象台发布了空气质量橙色预警，即严重污染，这还是该机构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大自然从来未对中国提出过如此严重和大规模的警告，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沿海地区，中国30多个城市空气达到6级重度污染，就连空气质量一向不错的上海和深圳，也出了状况。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最高时刻，北京每立方米空气中包含的PM 2.5可吸入颗粒物为900毫克，这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仪器的监测范围，而通常一个低于75的数字被视为是安全的。

　　如果你记得10个月前，发生在环保部及美国大使馆之间激烈的“北京空气指数之争”，就会发现，从不承认其他渠道统计行为到主动发布PM 2.5数据，政府此次在对待空气污染及公众知情权态度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官方媒体也及时将信息公开—当然，环境无秘密，眼下的空气质量用肉眼都瞧得见。

　　北京看似花费了很大力气和代价整治汽车尾气，又早就把首钢等重工业工厂都迁移出去，为什么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污染？

　　如果你问我老爸这样的电视新闻忠实观众，他会告诉你这次污染主要是大雾造成的，给你普及一堆夹杂着“暖湿气流”字眼的气象知识，顺便还会告诉你，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遇到过类似问题—那要追溯到一百年前的欧洲大工业时期。

　　实际上，即便没有特殊天气，空气里那些看不见的危害物也是存在的，它们是煤烟、汽车尾气、建筑粉尘以及工业排放组成的有毒混合物—水汽的凝结让它们现了形，低气压又使它们迟迟无法散开。用“毒雾”形容并不为过，一些外企甚至为员工发放了防毒面具。

　　他们之所以这样紧张是因为PM 2.5污染颗粒物对人体危害的确很大，它们微小到可以进入人的血液，对肺组织等器官造成损伤，一个人长期置于被污染的空气中，小则生病，大则造成早死。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因PM 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已达8572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8亿元人民币。

　　更令人担忧的是，空气中的污染最终还会进入水中，现有城市自来水厂处理技术无法消除苯和铅等化学物质，类似的还会带来土壤污染，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算你戴了防毒面具也没有用。

　　一种被普遍接受—虽然在口头上未必如此认可—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速度，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经路径。而先发展后治理也被认为是可行的路径，这同样是有“先例”可循，比如曾经重污染的莱茵河的治理，北美酸雨的治理，更不要说着名雾都伦敦的转变。

　　这些“先例”的存在，与现阶段各级政府对政绩的要求，造成了一种“束手无策”的结果：比如在北京，不论是公车还是私家车，各自利益不相让，尾气问题实际上很难彻底解决；比如气候地形条件所限，空气不宜流通是客观存在，而北京对人才对资本等各种资源的集聚效应短期内并不会得到缓解……如果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内，比如十年，实际上是很难看到问题的缓解。

　　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它对健康的伤害程度的理性分析，公共卫生部门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就像高寒或高原等恶劣气候环境的补偿—公共管理方面可做的事还有很多。

　　当然，最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在于均衡的发展，这其中既有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均衡，也有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均衡。而这个均衡实现的过程，差不多就应该是健康的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

　　作者

　　李洋是本刊助理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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