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杰

　　只要思想解放，积极推动，加强制度创新，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监管和经营，央企为什么不可以建成伟大的董事会，为什么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新加坡淡马锡都能实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更能实现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国有企业最大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竞争力。”面对《董事会》记者的专访，谈到央企的责任与使命时，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杰的声调明显升高。

　　恒天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机械、纺织、投资等，由于历史原因，加之身处完全竞争行业，企业的负担较重。2006年12月，恒天集团进行董事会试点，至今，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已有7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恒天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品种第一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在张杰看来，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创新，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经营和监管。而要搞好国企，按照市场逻辑推动央企规范董事会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他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建构伟大的董事会，才会有伟大的企业。

　　董事会的善治逻辑

　　《董事会》：您经常说，伟大的企业要有伟大的董事会，何谓伟大的董事会？

　　张杰：对企业发展有远见、有决策力，更重要的是能选出特别优秀的经理人，带领企业持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像GE、苹果。否则就是虚化、弱化的董事会。

　　《董事会》：在中央企业从规范到高效的治理演进中，您亲历了从试点到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过程，此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杰：国务院国资委推动的央企规范董事会建设，是中国国企改革发展中最关键的一环。我理解，规范董事会建设有几个深刻的含义。

　　第一，从全球公司治理实践来看，有伟大的董事会才有伟大的企业。各国公司大同小异都有董事会，但董事会的内涵、构成有所不同。国务院国资委在总结全球董事会实践基础上推动的规范董事会建设，有很多新的创意和见解，做了很多制度性探索，包括外部董事占多数，建立规范的专门委员会，赋予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权利，尤其是对经理层的选聘、考核权。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同推进实施，能够更好地让央企董事会成为真正的董事会。

　　规范董事会建设是针对国企这些年的一些实际弊端而推出的。相比传统国企，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一把手管理变成团队治理；从结果管理变成强调过程管理；从方针目标管理变成全面预算管理。

　　第二，用规范董事会建设这个“牛鼻子”来推动中国各项围绕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其他社会制度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发展好了，就真有中国特色了。

　　建设规范董事会是央企发展的阶段性方向。央企董事会建设好了，对有效进行权力配置、防止腐败将产生很好的平台效应，能够推动行政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

　　《董事会》：外部董事是规范董事会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目前外部董事来源和履职能力与央企需求不完全匹配，限制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您对此怎么看？

　　张杰：有种说法是中国难找到合适的外部董事，我认为什么样的政策导向决定了什么样的人能来，关键在于赋予外部董事何种职责和权利。美国的制度导向是，最优秀的人才从商，其中很多不乏是跨国公司CEO。再看新加坡，很多人愿意当国企的董事，因为能当国企董事意味着你诚实守信。在中国则是出仕重于经商，最优秀的人往往第一选择去当官，当不了官再去从商。所以，制度设计和推动很重要，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正确，选出优秀的人才当外部董事并非难以解决。

　　战略型董事会能否做到高效甚至卓越，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董事的履历和能力。优秀的外部董事，一定会比所任职央企董事会的原有成员专业能力更强、更懂经营，这样才会发挥不一样的指导作用。如果外部董事缺乏公司运营的成功经验和资历，可能只会永远说些正确的话或更多地提出问题，而难以提出具体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比如怎么开发产品，怎么降低存货。时间一长，董事会文化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最终可能很大程度上阻碍公司发展。

　　《董事会》：这就需要有一个契合央企市场化运营需要的选聘、考核、分配标准和激励机制。实际上，不仅仅是外部董事，央企高管人员的选聘激励，总体看都带有过渡期特点，都还是半市场化的。

　　张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我们看到，不少官员权力很大，但收入太低，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不少私人企业，常常借助权力寻租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靠诚实、踏实的经营。而对相当数量的国企高管来讲，每年拿几十万的薪酬，责任、利益还是不匹配的。

　　对国企而言，这就有待于通过规范董事会建设，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分配制度。国企董事会成员的分配与激励可以由出资人确定，党委委员可以由中组部管理，经理层则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也可以。

　　具体到外部董事，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任职标准，而不是说，看谁年纪差不多了，就给谁安排安排。当然基于现实情况，董事也可以成为经济官员的补偿机制，但要明确标准，什么的人才可以任职。

　　即便选聘到优秀人才，如果外部董事干好干坏一个样，每年拿几万块钱，开几次神仙会，也没什么荣誉感，这样慢慢可能就会变调，谁都能当，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要完善考评激励机制，外部董事薪酬考核需要和经营结果适当挂钩，甚至可以给予政治待遇，否则很可能会逆向选择，牺牲发展，只防范风险。

　　《董事会》：您刚才提到经理层市场化薪酬上亿也可以，但现阶段国企董事会最多只有聘免副总经理的权利。您认为，央企经理层选聘、激励市场化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张杰：符合市场逻辑的国企高管人员选聘，应该是国家选聘董事，董事会选聘总经理，副总经理应该是总经理选，因为是总经理搭班子，董事会只是把关。现在的做法是，整个经理层都给你配好，合不合适都要用。这其中既有认知层面的问题，也存在具体方法问题。事实上，央企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激励的环境已基本具备。

　　比如，对于选聘、考核总经理，能否强化外部董事的作用，赋予外部董事相应的权利与责任？这肯定比组织部门来挑选总经理有效得多。再比如，有些国有公司属于天然垄断行业，与经营层的关联性不大，或者主要依赖于宏观经济景气，那经理层的薪酬就不能一味市场化，而应当分类监管，分类考核。

　　就恒天董事会而言，对下属公司的管控，我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地按市场逻辑来。我们考虑赋予旗下5家上市公司更好的自主权，包括董事会对经理层的选聘、考核。这是央企制度改革的一个变相选择，因为你在上层实现不了，只能在微观层面实现。

　　央企董事长的使命

　　《董事会》：内部董事长往往是央企董事会的核心，身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您在中国恒天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杰：作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我实际上相当于CEO。

　　按照制度，我是董事会的召集人，负责制度建设、战略决策、风险管控、重要人事等工作就行了。但如果公司搞不好，市场很少会去说总经理的不是，往往会认为董事长才是公司的最高经营者，而追究董事长的责任。所以，作为央企董事长，必须要有点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全力以赴地投入。加上我兼任党委书记，参与“三重一大”决策，还有党组织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只能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

　　而且，像恒天这样的企业身处完全竞争性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挑战不断，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照搬理论，简单区分职责。像我和海涛（恒天集团总经理刘海涛——编者注），本着为公司可持续创造价值的共同理念和追求，根据各自的优势和兴趣点，各有侧重进行搭配，工作中主要靠默契和协商。像具体的经营管理肯定是经营层的事，日常的经理办公会我不参加。不过，碰到重大项目的公关、谈判，如果需要我会去，否则别人会说不重视。

　　《董事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正是目前在中央企业主推的模式。

　　张杰：有两种模式我很赞成。一种是内部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相当于CEO制；另外一种是配置外部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总经理相当于CEO。

　　如果内部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再设置总经理，就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两个人如果觉悟较高，或者男女搭配，相对会好一些，否则难免会有矛盾和障碍，导致效率不高。

　　不管采取哪一种模式，必须要确定谁主谁辅，不能有两个声音，这是全球公司管理的经验。

　　《董事会》：那您更愿意担任董事长，还是总经理？

　　张杰：如果是规范高效的董事会，我更愿意当总经理。其实不管民企还是国企，不管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在其位必须谋其政，给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企业家天生的内在动力和职业追求。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想输给任何人，就像谁都不想在比赛时输给对方一样。

　　《董事会》：据说恒天在举行董事会会议时，您十分鼓励畅所欲言，哪怕是尖锐的意见，这是真的么？

　　张杰：有人讲，外部董事应当先统一意见再开董事会，我认为那样做不对，搞成外部董事决定制了。我是董事会制度的坚决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我不主张所有事情都私下沟通好、统一思想后再上董事会，这样一来董事会会议就容易走过场，变成形式主义。我一直坚持让所有董事充分地发表意见，任何事情都可以在董事会上直接说，话说当面，因为董事会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让每个人独立表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会认真倾听，进行价值判断，相信其他董事也是这样。

　　制度要求是明确的，董事的履职能力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这样做的好处是，真正具备专业素养的董事能给公司很大的帮助。

　　恒天集团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以来，出现过一次投票否决议案的情况，那次是在争论比较大的情况下投的票，对我们触动很大。现在，对于上会的议案，如果董事们意见一致，我们就继续推动。如果有不同意见，一般不启动票决程序，而是让经理层完善后再提交讨论；哪怕有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仍然不会急于表决，而是缓一缓，给董事们更多的思考时间。

　　《董事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央企董事长必须既能够协调驾驭复杂的局面，还要多一份包容和责任感，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张杰：作为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董事长，你要时刻考虑企业的竞争能力，要实现经营结果，又受到方方面面的诸多约束，难度肯定比普通企业会大一些，压力很显然的。尤其像恒天集团这样的大型国企，没人给你补贴，如果经营得不好，市场肯定抛弃你，没人救你，因为民企也可以做，为什么非要国企？

　　不过，国企领导人就得是“高手”，就要能够在矛盾中实现平衡，既能满足国家的要求，又能符合董事会的意愿，把方方面面的利益搞好，实现好的结果。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使命是不一样的。作为央企的董事长，责任和使命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既要按出资人的要求履职，也一定要以企业发展、员工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有时候还要有点乐观主义，对评价结果不要太在意。

　　“五十而知天命”。身为国企领导，第一要务是要把事情做好。

　　《董事会》：您的这番话，让外界对央企董事长有了新的理解。

　　张杰：为什么这几年国有企业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大批忠于国企的企业家，这一代人把国企的发展作为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崇高理想。

　　这种追求跟这一代人的出身也有关，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最普通家庭的孩子。国家培养到这一步，衣食无忧，更得有颗感恩的心；在其位如果不好好做事情，是不对的。拿我来讲，如果没有恒天这个平台，我没有可能跟跨国公司对话；要是从头做起，我什么时候能做成一个行业的老大？而现在，恒天是全球规模品种第一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马斯洛的需求论讲究多个层次，可见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荣誉感也很重要。在中国挣点钱不难，那算得了什么？你能不能带领团队在行业内拥有国际一流地位才是关键。我很佩服张瑞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带领企业是真正的打遍全球。

　　《董事会》：企业兴,国家强。中国企业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肩负的历史使命？

　　张杰：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能有今天的地位，是方方面面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富强、复兴，中国经济中必须有一块靠国家的支持、国有经济的带动，去参与全球竞争，我们才有机会胜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表现在每个产业上，如果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就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的互联网、医药等很多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都是国家资本支持搞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借助国家的力量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哪些该国有，哪些该民营，不应按资本性质来决定，而该按竞争能力来决定。如果这个产业能与国际巨头竞争，国家可以退出；国资介入是为了帮助这个行业提升全球竞争力。

　　对国企来讲，国有企业最大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竞争力。而企业经营的好坏跟产权无关，关键是怎么经营好。如果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什么企业都管不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就可以，跨国公司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思想解放，积极推动，加强制度创新，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监管和经营，央企为什么不可以建成伟大的董事会，为什么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新加坡淡马锡都能实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更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