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

单一约束国企高管效用不大

2013年01月11日 22:15  《董事会》 

  国企很多的职务消费就是用来请政府部门的,两者有连带关系。如果党政机关带头,国企就会有压力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当前,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领域的奢侈浪费乃至中饱私囊等问题并不鲜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滋生为某种潜规则。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原所长苏海南看来,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管得住”,关键是高层要下决心。而在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教授刘澄看来,因为监督不够,管住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很难。

  《董事会》:目前看,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现状让人担忧,您认为能管得住吗?

  苏海南:只要真管就管得住。首先从纵向上看,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基本没有类似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看问题也是很少的,从目前的现实看,也有少数的国有单位自我约束能力强,外部监督力量大,相对来说职务消费问题不那么突出的情况。国际上横向看,不少公司做得不错。比如德国大众公司,他们总部的招待请客有专门的定点饭店,用餐不用直接付现金,而是采取记账等方式;办公条件以及高管的出行住宿、坐飞机的舱位等都是有标准的。特别是请客送礼,有一套严格、详细的标准,礼品金额存在上限。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在这方面管不了、管不好。

  现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制度也有,但制度不是太细,比如请客吃饭占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是有总量标准的。但如何分解,如何落实到每次请客吃饭中,就没有标准了。第二,已有的制度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如果真正落实,比如职务消费一年花了多少钱,人均花了多少,都向职代会真正报告,消费标准按定好的去执行,要管好其实是很容易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慢慢的就由不送礼很正常,变成不送不正常,送才成正常,涉及金额也从几百到几千甚至更多。现在,不少人在观念上认为请客吃饭、送礼、职务消费是多多益善,是一种潮流。理念的缺失加上制度的不细致、不健全,特别是有了制度也不执行,导致职务消费失控。

  包括党政机关也是如此。试想党政机关、国企的职务消费、请客送礼都向社会公布,你看还有谁会敢占公家的便宜?所以,管不管得住的核心就看决心,上面是不是真抓。原来是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四菜一汤。但如果真抓几下,你看谁还敢干这种事?如果真抓,高层带头,让人大、人民去监督,就能够把社会风气扭转过来,怎么会管不好职务消费?政府、国企都要向人大或者社会有所交代,要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和机制。

  刘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没有严格的额度限制。他变成,不仅仅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渠道,也是他们“提现”的渠道,甚至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有家国有银行,几个副行长,每个人一年的工资也就一百多万,但是他们实际上一年能拿到一千多万,你想职务消费占多少?现在的高管主要收入来源于工资、职务消费、股权,国企没有股权的高管,他很可能靠职务消费来提高收入。相较腐败,社会对职务消费没怎么关注。某种程度上,多吃个100万也不算犯罪。怎么打击?一是对额度要有严格的控制,第二,如果进行虚假申报,可以定性为犯罪。

  想管住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比较难,因为监督不够。我有个朋友在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做销售总监,但比如我们搞同学会,他自己花钱,没法报销。他上班可以打车,但他只可以报销从家到单位的打车费,如果打车费昨天是10元,今天是20元,另外如果打车的时间点不对——这个跨国公司在新加坡有个大的财务中心,做独立的审计,只要发现一张虚假消费的单子,对于中高层,马上开除。他底下的人如果干虚假报销的事,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每笔职务消费,要写上参加人、招待谁,公司不同级别的人是有严格的不同限制的,严格成本控制。这就是说,职务消费方面的制度很严,监督、问责很严。但中国的国企难以做到。尤其是垄断企业,收入很高,通过各种形式转移成本,再好的审计也审计不出来。

  完善监督自然涉及国资监管体系,现在国资委没有资本运营功能,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国资委从国务院管转到归全国人大管,独立预算,这是根本的体系变革,但是很难运作。

  《董事会》:对于国企高管职务消费规范和约束的前景,您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事情只要下决心,肯定能做到。但要做到位,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行政机关的请客吃饭,现在没有完全管住。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问题跟公共部门行为的规范是联系在一起的。国企很多的职务消费就是用来请政府部门官员的,两者有连带关系。如果党政官员的人均办公经费向社会公开,国企职务消费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动媒体、社会力量监督,形成这样一个大的氛围,那么规范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因为党政机关一带头,国企就会有压力。单一光管国企,没用。

  现在比较好的是媒体、微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想要真正做到位,目前来看是积重难返,需要有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来治理,要有耐心和韧劲。

  刘澄:比较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政府机关带头,可以做国企职务消费方面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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