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Luxiang: Phoenix TV and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我这些工作的意义，到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促成后来所说的 “文化

　　自觉性”。 ——王鲁湘

　　The significance of my work, seems simplely now, is actually facilitating what the later said "culture Consciousness

　　".——WangLuXiang

　　文 本刊记者 吴炜

　　王鲁湘是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在那个文化狂飙突进的年代里，他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挥斥方遒，展示了一个文化学者强烈的社会关怀。多年过去了，王鲁湘兼有多重身份，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凤凰卫视(微博)的著名主持人。他出现在“文化大观园”、“世纪大讲堂”等节目里，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侃侃而谈，成了学术和媒体之间的跨界典范。在电视节目中，他时而穿着中式的绸衫，端庄儒雅；时而西装革履，现代感十足。但目前有个趋向，传统文化类节目做得多了，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传统的卫道士、护道者，甚至有的人说“五十岁的的王鲁湘”颠覆了“三十岁的王鲁湘”。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这位知名学者、传奇明星。

　　科技文明和科学精神：

　　我们在补课

　　《中关村》：目前，文化和科技呈现融合的趋势，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怎么看此趋势？

　　王鲁湘：从科技和文化的广义概念来讲，两者其实都是相互包涵的。科技也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概念也包括科技。我们把文化和科技分成两个事物来讲，应该是取两者之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文化”通常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而狭义的科技指的是作为工具的科技。我倒是更愿意关注大的科技概念，即和 文化相互涵盖的那个科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科技文明是比较薄弱的。我们较早地发展了农业的文明，并在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停止了，没有继续向服务于工商文明的科技演化，或者说没有出现近代的科技文明。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是一个补课的过程。

　　因为我们的科学精神欠缺，我们柔性的东西比较多，我们重视情感、重视伦理道德、重视文学艺术，但不太重视数理逻辑。我们的建筑物、工艺品虽然精美，但制作过程中我们不太注意其内在的数理关系、几何关系，我们甚至可能没有计算的过程，也可以没有一个详尽完整的图纸，我们大概只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大致的数据就可以了。而西方人做建筑等会先有详尽的图纸，并且按照力学原理等理性原则去做。科技或科学精神欠缺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社会生活中，我们缺乏一些刚性原则，比如契约精神等，这些事物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如法律用语的修辞、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它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遵循排中律、矛盾律等。中国人似乎从来也不怎么重视形式逻辑，可以又是这又是那，所以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等。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少了这些东西，近代以来的西式教育，诸如理科、工科、商科、法科等都是以前没有的，这些都要讲形式逻辑，不讲这些东西社会是不能建立的。

　　《中关村》：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之所以重视广义的科技、科学概念，主要是强调“科技文明”、“科学精神”等，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可能更重要，我们应该把近现代科技所代表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融合到我们的大传统中去？

　　王鲁湘：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缺了这些，缺了这些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文化里没有这个基因，就必须补充这个基因。

　　发现自己：

　　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自觉

　　《中关村》：您这些年来展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工作状态，都是和中国的文化相关，文章也好、节目也好，包括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在国家画院的研究员工作、在海淀山后地区办凤凰岭书院也好，似乎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护道者、发掘者、传播者。这种状态怎么造成的？

　　王鲁湘：可能和我个人际遇有关，我如果维持原来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个文化形象，是不可能的；另外，21世纪以后，我们整个国家也好，整个民众也好，包括知识界也好，渐渐有了一种本土文化的自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过文化热，当时的思潮既有批判性的，也有寻根性的，这两种理念其实都在齐头并进，构成了80年代比较好的文化启蒙语境。反思派，主张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来代替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因为其带着批判的立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人总不太愿意从根上否定自己，即使想进步，也愿意学习，也不希望产生太多的失败感和挫败感，所以反思派情感方面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

　　寻根派不是简单的复古，它是在现代化的语境、国际化和文化对话的背景下面，开始真正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而且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返古致新，对传统文化更多地进行正面的、积极的阐释，尽可能从古人和古文献中去发现现代性，或者值得再造的文化元素。

　　我认为这条路线是可以的，以前我们有语言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古代人讲轩辕黄帝的文章中，许多人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投射到对黄帝的解释中。但他们是用佶屈聱牙的语言表达的，我们可能不大了解，如果我们突破这些语言外壳，深入语义中去，把这些语言阐释成现代语言，其实它很多的价值理念，和我们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以来那种对人类美好社会的那种幻想、那种追求是一致的。他们的人文目标完全一致。有的古人说黄帝尧舜这个好、那个好，你把这些“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表达的“好”可能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康有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在《尚书》等最远古的基础文献中寻找价值理性。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做起来的话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我现在的一些工作和传统文化相关，至少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关村》：能否具体谈谈您这二十年来所做工作的意义？

　　王鲁湘：我过去和现在做的文化类节目，包括“寻找远去的家园”、“文化大观园”等，是了解自己文明的一个事实发掘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寻找远去的家园”是对我国各个地方的正在消亡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新发现和发掘；“纵横中国”是以省为单位，对一个个区域的文化进行梳理，我们动员全国各个地方的专家、学者、媒体等来做这个事情，形成一个文化拼图。这些工作的意义，其实到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促成后来所说的“文化自觉性”。我们这么多年，从清朝垮了以后，到五四，到辛亥革命，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文化启蒙当中，我们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管是批评的还是维护的，否定的还是和坚守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封闭了太久。我们这个文明，在二十世纪之前可以说对世界一无所知，有那么几个“睁眼看世界的”的有的现在看起来也肤浅可笑。那时候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外来人是来我们这里是来朝贡我们的，我们完全没有去了解他人的原始冲动，我们的大门是被大炮打开的，我们对他人的认识也是被枪炮逼着进行的。对于外来文明，不管我们是狂热地歌颂它，还是极力地抵制它，都是应急式的病态的反应。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才开始可以平和地看待世界。

　　所以我们要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慢慢地建立起来。我们过去很多社会运动都是一种试错。一些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好比是病急的时候寻到的一个最猛的药。现在我们不能继续这样，而应该对中西方文明有个从容的认知了。

　　《中关村》：你具体是怎么做的？

　　王鲁湘：我在凤凰卫视做的这些节目，就是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文明。我不去判断，更多的是带着一种人类学的眼光去看问题，不分优劣、先进和落后。我是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用客观和同情的立场去理解，去进入文化，通过具体而微的文化的个案，突破教科书的条条框框，与文化建立了肌肤之亲。就像夫妻之间要有肌肤之亲，我们对文化也是一样，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但没有拥抱它，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了。电视是一种方便手段，它可以把人带到一种活动的真实的场景中去。我如果能进入和深入进去，我的观众也应该能进入、深入，产生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就好比你想对法兰西文明、俄罗斯和英格兰文明等了解，你也要进去，学习它的语言，并生活在其中。不然不“体己”。杜维明教授曾在北大的一次讲课中说，中国哲学里有个重要的概念“体” 是西方语言里没有的，即“体会”、“体悟”、“体己”中的“体”。一定要用身体去感受，用身和心去体会，我们才能深入到文化中去，我们才能有文化自觉，然后才有文化自信。我近年来也参与到书画欣赏、收藏等活动，屡次到古老村落去，到考古发掘的现场去，在那个环境中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我觉得，要深入到文化中去，需要“身到、眼到、心到”。

　　《中关村》：你对传统文化如此重视，是否真地像一些评论说的，“50岁的王鲁湘对30岁的王鲁湘进行了颠覆”？

　　王鲁湘：其实不是，我要对这个形象做一个修正。30岁的王鲁湘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东西，当时我们更多是在一个设定的语境里谈东西方问题。近几年来做节目，虽然很多涉及传统文化，但大家别忘记了我还有一个栏目“世纪大讲堂”，很多话题都不是传统的，我们选的题目很多是当下的问题、现代的问题，我们涉及的很多是时下最先进的观点。虽然主讲人不是我，但从选题的设定、对话的进行等大多是我主导的，我也是取别人的镜头来照我自己。在“世纪大讲堂”中，我对当下是有很多的批判的。

　　我提到“文化自觉”，并不是要在自己的文化上“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定的文化自信，并开放胸怀，兼容并包一切外来的先进的东西。

　　寻找华人世界的公约数

　　《中关村》：凤凰卫视做了那么多文化类节目，似有文化上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从何而来呢？

　　王鲁湘：凤凰台是一个很人格化的电视台，它的风格和我们的老板、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密切相关。刘长乐是一个有很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媒体精英。所谓社会关怀体现在他对于新闻的定义上，他希望新闻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传达大众所需要的资讯；而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做这个媒体是有价值取向和文化承担的。我们的资讯台、中文台大量的新闻类的节目，体现出很多的社会关怀。而像以我主持的栏目为代表的文化类的节目，体现的是人文关怀。

　　凤凰卫视要做一个全球最大的华语媒体，成为一个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纽带。全球华人在空间上分为好几块，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新加坡的、北美的，等等，意识形态也有很多不同。如果我们当下要对华人社会进行一个量化的分析，我们发现完整的华人社会是不存在的，它是分崩离析的。因此，我们要做一件工作，要找到各个地区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大陆的电视台做不到，台湾的做不到，本港的做不到，海外的小电视台更做不到，我们凤凰算是勉强做到了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而我做的节目看上去并不特别吸引眼球，但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就是“最大公约数”里最主要的支撑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