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投资》 杨海霞

　　政府直接增加三农投资，是把市场失灵造成的资金要素净流出改造为净流入，这样就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

　　近日《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近2/3的城市已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约有30%的城市还没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在600多个城市中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而环境污染也开始从城市向农村全面蔓延。此外，能达到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仅占3.6%。城市人居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的城镇化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一直致力于城镇化研究，他认为，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在殖民地国家搞的激进城市化道路，中国不应该以城市化来消灭农村；而必须按照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城乡融合多样化。

　　《中国投资》：您是反对中国走完全西化的“城市化”道路的，能否谈谈您关于城镇化总的观点？

　　温铁军：20年前我与很多人一样，也把激进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简单化地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历程大多是“空间平移贫困”，将分散的贫困农民集中到城市贫民窟。比如巴西、印度等国家，好莱坞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讲的这里面的故事。贫民窟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实质就是“将本来可以分散降解的现代化代价集中起来”。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复制了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中国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这样一种国情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势必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这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外在表现也包括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评，我们有学者以为，在海外市场上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原材料和粮食，但实际上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批评；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出口，但却遭到一片反倾销诉讼，专门针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也在增加。实际上，中国按照发展主义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无论多么平和也走不下去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在强调，我们要的不是一般的城市化，而是城镇化道路。诚然，这个城镇化的选择，就包括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政策重新调整，也就是，我们要靠新农村建设，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去把国家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基本建设投资，返还到农村地区，同时在农村地区发育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这样，就可以不走大城市超前发展的道路。这个政策调整，应该说中央的思路已经清晰了。

　　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动乱、不稳定以及它的基本建设难以开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城市建设用地也是私有的。因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以后，就只能在城市的公有土地，也就是城市的铁路、公路、河道、公园等公有设施附近去搞非法占地的贫民窟，因此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环境是很成问题的，不仅是一般资源、环境的问题，而且包括社会动乱问题。政府如果要想搞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改造，就要跟大规模聚集在城市公有土地附近的贫民发生冲突。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以印尼的城市化发展为例，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来袭导致印尼城市众多人口失业，处在城市边缘的无地农民打工者首当其冲；其中28%的打工者失业不能回乡，他们在乡村也没有土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批进入城市的农民打工者失业参与暴乱。

　　我不主张激进的城市化、激进的私有化，担心我们可能走印度的老路。印度农村有34%的无地农民人口，只能用贫民窟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这说明“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农民窟规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即“农地私有化”程度越高，“城市农民窟规模”越大。

　　《中国投资》：与西化的“城市化”相比，“城镇化”发展道路有什么优势？

　　温铁军：现阶段，与大、中城市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3个明显优势：

　　其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内需拉动型“黄金增长”的内因，就是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与建制镇增加同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增长。但自农村实行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在1985—1996年期间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条件。伴随着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整个80年代小城镇累计净增加8192个，但不同阶段发展差异明显：1983—1986年，中国的乡镇企业每年吸纳1300万劳动力就业，同期每年平均设镇1600个左右；1987—1991年，乡镇企业每年吸纳劳动力减到700万，同期每年平均设镇锐减到350个左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危机条件下乡镇企业大量倒闭，每年新增就业不及新增人口，同期出现内需疲软，乡村公共负债大幅度增加。

　　可见，不仅“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呈明显正相关，而且其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农村经济格局也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地促进“城镇化”发展不仅有制度基础，而且能够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期需求，有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资本过剩压力。

　　其二，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由于城镇与农村之间地缘关系紧密，其城乡之间的半径最短，农民进入城镇遭遇风险之后退出的成本比进大、中城市要低得多，一般不会出现成规模失业人群集中居住“贫民窟”和相关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因此，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来缓解城市化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小于简单地扩张大城市的一般城市化道路。

　　其三，“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城乡市场较好地连接起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伴随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投资的带动，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促进以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双增长来拉动内需，同时又可以反过来带动对地方中小企业的需求，出现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和中央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投资》：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城镇化情况？

　　温铁军：中国这些年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的比值已经超过了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同期，连带发生的问题，不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刚性制约。

　　这几年中西部的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垒起了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并不需支付很大的转移成本。

　　例如，2009年1月，官方宣布经济危机以来有2500万农民打工者失业。这个数字公布后让很多国家震惊，因为这个失业数目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发生都会发生大乱，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从2006年起中央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每增加1万亿的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则可以带动约1500万农民在家门口的非农就业;以此还可以解释统计局的数据，70%以上的返乡农民工不再出来打工。由于这几年的中央政策方向是“加强农村建设，加大城乡统筹力度”，3年来，投资在三农方面的财政资金比例在不断增加。

　　还有一个积极的例子，自2003年来，中央坚持按户占有的原则，将25亿亩山地、林地重新分包到户。接着是2006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国家政策引导资金、劳动力输送回到了山区林地。这是个重大政策，自1978年把20亿亩农地分给农民以来，这次可以说是国家将比耕地面积更大的山地、林地重新分给农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抵御了经济危机。

　　《中国投资》：您提出城市是资本池，农村是劳动力池的两个“蓄水池”概念，那么如何来建好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该如何走？您预计城镇化投资会有哪些流向？

　　温铁军：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坚持10年以上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建设就会成为主要投资领域。现在我们每年三农投入的增长幅度大约15%，从2006-2011年总计已经投入了4.3万亿，到2012年的年度投资计划已经超过1.1万亿；可见增长速度之快。政府直接增加三农投资，是把市场失灵造成的资金要素净流出改造为净流入，这样就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

　　同时，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领域是县域经济，其中又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为主。那么，如果连续10年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追加三农投资，那将会有大量的基本建设工程在县以下乡镇和农村去开展，这又和中心城镇人口扩张有关，不仅劳动力池稳定了，还让农民就近就可以挣到现金收入，而挣到现金收入就可以转换为即期消费，农民消费弹性比城市居民高很多，它不会大幅度提高储蓄率，而会表现为当期消费增加。因此，农村投资不断增加就会拉动内需增加，就会带动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地方中小企业带动就业的能力一般是大企业的6倍以上，这就又会更多地带动农民的非农就业，因此构成良性循环。

　　一般经验表明，中小企业会更多地向中心城镇集中，因此县域经济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会进一步扩大资产池的容量，那就等于是中国县域经济带动之下内需拉动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都会逐步替代外需拉动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