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萧惑之（北京）

　　若我们的“父”、“师”辈都如这些改革老人那样正直和坚韧，我们的未来就可以更乐观些。

　　Our future will be more optimistic if we can show the integrity and tenacity from older generations.

　　《南方周末》载文：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啸，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虽然他们已然进入“随心所欲”颐养天年最自由幸福的人生阶段，可是却不甘寂寞，“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是不愿意做的”，还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而奋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寿高更难忘忧国”，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操。

　　有“吴市场”雅号的吴敬琏教授在北京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以出版《择优分配原理》闻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际关系专家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国人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革不可”；以敢言著称的法学家江平教授厉声批评“运动式打黑”，著名律师张思之在成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这些长者，绝非等闲之辈，有“三资”即资源、资历、资本的优势，在其熟知的领域都是“精英”，有的还是体制内商议国是的高参和执行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对民族前途有一份责任和担当”。在他们身上，今日首善之区提倡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长者的慷慨陈词，读者完全能够理解。请听吴敬琏教授的一席内心独白：“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教授的这种忧虑，其实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设计改革总目标时提出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小平同志还进一步说，“改革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26个春秋过去了。有目共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稳中探索前进，可是世界发展的形势逼人，仍让我们期盼改革的步伐能够更加快些。让人充满希望的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表述了心声：“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温总理借古人的名言以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逊以自悔”。更直白地倾诉——“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窃以为，这位“70后”政治家的肺腑之言，完全可以反映“80后”学者的心声。

　　曾有人评论：“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也有名人针砭——现在的某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但一味责怪年轻人亦嫌片面，因为这些描述也正是某些为人师表者的“自画像”，更何况还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古训鉴戒。若我们的“父”、“师”辈都如前述那些改革老人那样正直和坚韧，我们的未来就可以更乐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