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守望者”

　　这是一个阶层的二十年。他们从迷雾中发轫，他们在市场中搏击，他们在寒冬中守望，如今，又到“拨云见日”的关键历史时刻。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当我们谈论“市场”时，我们应该谈论什么？

　　2012年春节刚过，一群企业家齐聚亚布力。过去的12年，这里一直是他们的聚集地之一。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也是一群耀眼的明星，从不惮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以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当然，也偶有失败。

　　这是一场以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年为副题的会议，这是一场以“市场的力量”为主题的论坛，在热烈氛围的激荡下，这个副题几乎成为主题，“市场”亦成为他们在演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用以承载对现实的不满、无奈以及愤怒。

　　为什么？

　　最近两三年，有太多坏消息让他们心生纷扰——首先，国进民退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四万亿的狂欢让民营企业彻底固化在下游制造业，竞争惨烈、利润微薄的逼仄空间让他们挤作一团、无法转身。

　　其次，垄断的金融业与国有资本“结盟”，民营企业呈现出持续“失血”的状态，大量的民间资本因没有合理的出口，只得把房产、绿豆、葱姜蒜作为炒作对象，它们的聚集一旦超出某种界限，就会被当做某种犯罪而惩处，就像浙江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正在面临的“绝境”——她在春节前刚被二审判处死刑，目前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

　　第三，金融危机后的海外市场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中国制造”，国内市场又因通货膨胀因素及民众收入的窘迫、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迟迟无法打开内需的关口，这还不够，沉重的税负仍在为企业雪上加霜，同样的产品，国内外的价格出现诡异的倒挂状态——中国人甚至争相到海外购买“中国制造”。

　　⋯⋯

　　还用列举太多吗？每一条，都足以让他们“戴着枷锁起舞”，他们无法舒展自己的内心，更无法以放松的舞步徜徉于这个全球最大的舞台上。更遑论，他们可能遭遇的是这些的全部，甚至更多。

　　与其说他们相信邓小平，或者“呼唤邓小平”，不如说他们相信“南巡”的意义——与全体社会成员订立了一个新契约，赋予他们赚钱的自由，用不断增长的财富总量来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和持续运作。

　　企业家们坚信，邓小平给了中国一个关于“市场”的契约，但1992年在“南巡”路上的邓小平又相信什么呢？1992年，面对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邓小平以“南巡”之举，给了中国以明确的信号，以及信心，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意义巨大。

　　从此，“市场”再度成为中国的“关键词”，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此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话题之一。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市场经济不仅支撑了中国的发展，更把它带向复兴之路。

　　二十年前，企业家阶层还处于发端阶段，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还不为主流话语所承认，甚至屡屡成为被“治理整顿”的对象，如今，他们已成为泱泱大国中最具敏锐触角、最有冒险精神和最富有的精英群体。他们掌握着财富以及部分话语权，但对于现实的不满甚至不安全感，并未因此增加太多。

　　市场可以生成财富，却无法有效地保护它，因为法治和游戏规则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市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也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对于私有产权的界定处于停摆状态，收入分配方式也远称不上合理，不仅企业家的财富有着潜在风险，刚刚脱贫的人们也有可能重返贫穷；权力在财富的诱惑面前不断越界，在市场的边缘侵蚀出日益扩大的灰色地带，滋生出严重的腐败，不守规则的商人与权力合谋，不断扭曲着资源市场化的过程和结果，像“毒奶粉”这样接连不断的商业丑闻一次次地突破法律和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底线，激烈的民粹主义正在把市场和财富当做另一个发泄的出口。

　　这像是1992年前后中国危机的一次重演，改革似乎又一次面临着困境。“南巡讲话”，实现了政治与市场的第一次切割，在中国激活了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财富生成方式，但在其中国式进化中，政府与市场间的博弈却从未曾停止。经过1992、2002、2008三个标志性年份后，市场经济像是经历了一个轮回，又陷入新的泥沼之中。

　　如果说当下中国在呼唤邓小平，倒不如说期待改革按照既定逻辑被再次启动和加速，赋予法治、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尊严。“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改革”(温家宝语)，市场不是神话，而是现实；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它不会自动进化成完美形式，必须出自社会的共识和努力。

　　在中国，当我们谈论“市场经济”时，我们是在谈论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更是在谈论一个不可更改的方向。

　　1992：激活与加速

　　迷雾重重。

　　从1989年到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经历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徘徊和胶着，两年多时间似乎陷入停滞。昔日的“盟友”，在这条道路上纷纷折戟落马，这让中国决策者们忧心忡忡甚至非常震惊，用“危机”来形容其时中国人面临的国内外的麻烦并不过分。徘徊之后，邓小平用市场“激活”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后，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央的经济政策不断趋向于收缩和保守，全国的改革热情遭受严重挫败，人们痛恨“官倒”，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私营企业成为第一个“治理整顿”(2004年以后进化为“宏观调控”)的对象，1989年，全国个体户注册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直到1991年这个数字才略有回升。

　　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国民大会选举，统一工人党失去了权力，这只是个开始。政治局委员姚依林访问东德之后的11月6日，柏林墙倒塌。政治局委员乔石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近距离观察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崩溃。他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刚刚会见过的该国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三周后的圣诞夜被枪决，齐奥塞斯库暴尸雪地的画面，令中国领导人大为震动。

　　西方七国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他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政权会不会崩溃，而是何时崩溃。中国人则针锋相对地提醒自己必须特别警惕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戈尔巴乔夫也被认为是点燃这场大火的始作俑者，并受到中国人的强烈批评，而就在波兰举行国民大会选举前不到1个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双方领导人还分享了不少彼此都赞同的看法。

　　慌乱之后，中国人冷静下来。但国际社会动荡和国内经济持续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调整，激进让位于渐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对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自己的事”，就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但全国上下的信心依然不足。人们以为1989年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的最低点，一年后，这个最低点再次被刷新——1990年，中国GDP增长仅3.8%。1991年，当通货膨胀逐渐被有效遏制时，人们迫切希望经济会尽快复苏。于是，这一年被命名为“质量、品种、效益年”，经济发展由过热转入平稳之后，大量积压的产品只有重新流动起来，效益才会实现，但这并不容易。商品只有在市场交易中才能实现价值，即使在经济活动最发达的广东，时任副省长的刘维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主要矛盾是市场的问题。”

　　“市场”这个词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还只是场所和环境的范畴，况且，它还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处于改革前沿的广东也在猜测中央的意图，对于自己已经开辟出的“新”道路开始变得态度谨慎。

　　1991年1月5日，《南方日报》在六版副刊“文摘版”转载了一条奇怪的新闻，在《羊年说怪羊》、《能演奏260种乐器的奇人》、《在美特异功能进入军事科研领域》的包围下，一条《“八五”期间和今后十年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中说道，一位“国务院领导人”表示：今后用计划管好经济活动，用市场促进效率；推进改革，一定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承受力。这些内容，随后出现在各地报纸上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上。

　　同年初，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森林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文章，小心翼翼描述广州市改革的案例——政府计划退出市场后，蔬菜交易展现出了更大活力。没多久，时为中顾委成员、1980年代在广东领导改革的任仲夷，却在《南方日报》上撰文，“劝说”广东省，发展还是要遵循“适当”的原则。

　　这一年的国内经济复苏还没出现，国外的坏消息便接踵而至。1991年8月19日，苏联政变的失败和随后的全面解体，对中国决策层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他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披露，有某种证据表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知晓了苏联的政变计划。

　　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被逮捕的消息感到高兴，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邓小平警告说，苏联政变有可能失败，因而要慎之又慎，等等看。在确定政变失败后，中国媒体再次表示了沉默：唯一比戈尔巴乔夫没有被推翻更坏的消息是，非共产主义力量取得了胜利。

　　这已经是最坏的消息，在历时两年多的观察和等待之后，中国终于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就像在上一年中央的一份文件中，决策者们抛给自己的问题：那些国家都变了，中国保得住吗？中国会不会变？

　　这一年，众多国家领导人陆续到广东省考察。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决策层对于南方经验的评估成为确认中国发展方向的基点。焦虑的广东人也期待着自己的工作得到更高层面的认可，如果高层路线发生改变，他们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1991年，他们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中国已经启动并且略显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下来，原因很简单：同样的改革，别人都失败了。左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时的中国，意识形态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因此，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组织和发表一系列主张继续改革开放的文章之后，左派迅速做出反应，引发了一次著名的大讨论。左派将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紧密绑定在一起，否定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并冠之以“阶级斗争”的帽子——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邓小平则在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观察中，找到了最核心的因素：执政党之所以失去民众的支持，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实行了民主，而是能否保证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为了证明这个认识，他必须亲自到广东看一看。

　　1992年1月19日上午，刚刚到达深圳就“坐不住”的邓小平，换了件衣服就要出去，下午参观深圳市容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兴奋状态的邓小平，在回到迎宾馆下车时，突然冒出一句让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听完这句话，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决定违反参观过程不录音的指示。

　　正如陈开枝事先看到的中央密电，和随后到达的先遣小组传达的那样，这确实是一次标准的“休息”，在深圳、珠海等地，邓小平一直与家人待在一起，甚至数次拒绝当地负责人的宴请。他在深圳皇岗眺望了一会儿一直想去的香港，小范围的讲话也被完整记录下来。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以便及时整理这些记录。1月23日，邓小平离开深圳，有关方面却特意关照：“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以公开文件的形式传达了邓小平的一些重要言论。一个月后，一篇题为《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的报道出现在《南方日报》上，《深圳特区报》立刻以更为生动的通讯体，全面报道了邓小平在深圳的行程——这就是那篇著名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随即，它在全国媒体中迅速蔓延开来。

　　这一次“南巡”，在真诚且热切渴望得到某种认可的广东人的推动下，成为一次标志性事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被反复解读，并被赋予某种周密部署式创造历史转折的重大意义。

　　在到达深圳的第一天，邓小平那句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话是对谁说的，现已无从考证，但它表现出来的情绪和压力却显而易见。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次深圳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基本路线”的正确性，结果令他欣喜甚至意外。在过去两三年里，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纠结，终于有了解决之道。

　　南方之行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对于那些姓什么的争论，这位一贯以解决现实问题著称的领导人并不关心，他的逻辑非常简单：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哪一个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用哪一个。市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朝这个方向改革。不这样，就死路一条。

　　基于邓小平南方一系列讲话的基本精神，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相关文件对其的阐述中，将国人对于市场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

　　2008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发表了一篇文章《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他总结出邓小平做过的历史贡献：重新确定产权、请回企业家、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价格)。

　　1980年“包产到户”之于产权，1981年“傻子瓜子”之于企业家，1980年代的“价格闯关”，现实主义的邓小平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产力为基本动力和目标，不断摸索市场在中国的可能性，并推动其不断进化。1992年，邓小平用南巡讲话全面激活了这一主题，并成功实现了市场与政治的第一次切割，与社会成员达成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契约：赋予社会成员通过市场积累财富的自由。在十四大结束时，他面带微笑向与会代表招手告别。

　　激活市场是邓小平为中国打开的一扇门，却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扇窗，关于市场的“契约”只承诺了一半：社会成员已经拥有了获得财富的自由，它又该如何获得保护呢？在十四大结束时，微笑着向与会代表告别的邓小平，一直没有给出答案。

　　2002：放大与膨胀

　　从1992年开始，民营经济开始书写自己辉煌的创业史，昔日的政界精英在市场中开风气之先，创造着各种神话；外资跨国公司在短暂撤出后，又涌动起一次入华浪潮；政府自1998年开始推动“国退民进”，几年之后完成国有企业的大整合。

　　这是一个巨大的合力，尤其在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新崛起的多种商业力量像一股股奔流的浪潮，并开始为大国崛起奠基。

　　跨过WTO这道看似美丽的大门，中国人的亢奋状态到达顶点，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的一份白皮书上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等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事实正如此，中国的各种消费品开始陆续冲击并占据了世界市场第一的份额。

　　1997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戴着黑色泳镜和粉白相间的泳帽，突然出现在美国夏威夷的Waikiki海滩，“当他走向海里时，看上去有点像一位意大利赛车手。”《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

　　这是1989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在行程的第一站夏威夷，江泽民特意在公开行程之外，去享受这一片号称世界海滩之首的阳光和海浪，71岁的他缓缓在海里游了一个多小时，当有人问起游泳的原因时，他说：我不会服老！

　　在这次重要访问中，江泽民一直保持着兴致勃勃的状态，他戴着一顶18世纪的金色黑边三角帽，坐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老街，抽空与《独立宣言》起草人的扮演者——一位普通的演员聊了一下建筑和音乐。在费城独立厅，虽然门外两百来人的抗议声让人心烦，他还是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张古老橡木桌旁坐了一会儿。

　　11月1日，他拒绝了白宫因担心大规模抗议而希望取消的建议，如约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场历时45分钟的演讲。白宫的担心成为现实，示威者包围了演讲厅，这是哈佛大学校园内爆发的自“越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我演讲时，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得更大声。”——他确实很“大声”：“我们可以宣告，中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

　　他很享受这些时刻，乐于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人自信和乐观的一面，这些也都属于他。访美一个多月前，他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三个多月前，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在那场历史性的仪式中收回了香港；访美前一天，他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微博)最重要的两个人权公约之一。

　　这些自信和乐观也源于当时中国经济的亢奋状况：国人已经很少关心政治，大家都在忙着下岗、下海、奔小康，即使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1998年，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来中国观光了3周，在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里，描述了这种状态：“快速转向自由市场经济修复了中国人心灵的伤痕”；“疯狂又极富进取心的商贩们简直要把各种商品递到你的脸上。”

　　这一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混合所有制”，这被认为是继1978年“真理大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解开了国企改革十几年来的纠结点——产权。从1998年开始，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提供的契机，在“抓大放小”这一场最后的“财富盛宴”中，国有企业开始浴火重生式的市场化进程。

　　1991年末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开始掌管经济的朱基，2002年在总理任上退休之前，确立了中国经济新的“威权主义”时代，他通过清理“三角债”、分税制、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活动和制度安排，为市场经济初步扫清了外围障碍。并明确制定了“国退民进”的计划：国有企业从164个竞争性行业全面退出，转而增强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性行业的垄断地位。

　　1992年，至少十万党政干部、科研院所知识分子“下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一部分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发大财”，或者二者结合。这都没有关系，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这片海洋中，即使单纯出于获得利益的目的，也会被“满足他人需求”这只“无形的手”牵向另一个目的地。

　　十年后的2002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以田源、陈东升、毛振华(微博)为封面，让这批企业家“92派”的标签得以放大，并被社会接受、认可。经过十年的事业与财富积累，他们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富有活力和朝气。

　　又过十年，2012年3月，《中国企业家》再次以“92派”为封面，田源换成了郭广昌，烫银的纸张难掩陈东升两鬓的白发，这位“92派”名词的发明者，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摩根梦”。20年后，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发现，比起创造历史，他们更像是被裹挟其中。不过，以他们为代表的企业，势头已经如日中天。截至200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解决了70%非农人口就业问题，上缴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30%-40%。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民营经济在市场中，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极。

　　10万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也标志着市场从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场所、一种规律，开始进入到社会价值观领域，创造价值的群体应该是社会中最受尊敬的部分，他们将引领社会持续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变化是，1993年开始，企业家群体出现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取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正如毛振华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流人才做企业，创造财富和价值；二三流人才做公务员。如今，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扭转，他也离开市场这片海洋，上岸了。

　　按照更为普遍的市场进化规律，诚信、公平、公正、法治⋯⋯这些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和基本规则，应从市场的边际溢出，渗透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并要求其顺应发展方向进行改变，遗憾的是，在市场和权力都被高速放大和膨胀的那个年代，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与之相反的趋势。

　　不容忽视的是，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成功，仍然是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实现的，同市场一样，经济发展同样催生出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财富诱惑着企业家，同样也考验着公权力。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时称“治理整顿”)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都伴随有“国长民消”现象的发生。特别是让民企感受到刺骨之痛的2004年。

　　经历了2002年的亢奋，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出现了，2003年的中国经济无视“非典”的冲击，成为自1997年以来GDP增长率最快的年份。“中国制造”和房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能源短缺同时困扰。

　　这一让人措手不及的剧变引起中国企业一阵骚动，初步完成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开始展现“入世”之后的威力，它们急迫在全球寻找资源，像一群“中国饿虎”，精明的卖家甚至为此结盟，集体抬价。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民企也不满足于竞争激烈的消费品市场，在各自领域取得王者地位的企业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开始了“民企重型化”的探索。

　　“看不见的手”还未来得及给出答案，“闲不住的手”已经握紧了拳头。2004年春天，政府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多的宏观调控，比起那些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控制货币发行量和银根紧缩让试图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冲浪的民营企业失去了“血源”，许多均以失败收场。市场在政府眼里，像是一个精力无限却又总是行动出格的“坏孩子”，出于“稳定”和“发展”的双重考量，政府总是在“放开”与“控制”之间摇摆，并趋向于“控制”的一端。这场宏观调控仿佛又是在给那些“冒失”的民营企业提了个醒儿：做你们该做的事吧。

　　十年前完成市场化并在“宏观调控”中迅速崛起的国企，显然没有理会“国退民进”的历史任务，而是用一种相反的姿态“国进民退”，成为政府介入市场的另一个有效“杠杆”，对市场进行两个层面的割裂：其主业对于资源、电信等上游行业的垄断，将民营企业逼向野蛮竞争、利润薄如蝉翼的下游行业；同样垄断的金融业与其他国企亲密的“盟友”关系，让民营企业总是处于“失血”的状态，而民间融资仍然处于灰色地带，“越界者”不时遭遇“杀一儆百”式的清除。

　　2008：失衡与危机

　　危机来了！

　　2008年，中国重现2002年的亢奋状态，当“汶川地震”在中国造成的伤痕迅速转换为某种强大力量，随即而来的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光环，持续放大着大国崛起的热情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在金融危机中瑟瑟不已，世界随之被拖入泥潭。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中国政府迅速推出总量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让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彻底失衡。政府从主导市场的“裁判员”直接过渡到“运动员”，成为市场投资的主体。

　　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成了美国和欧洲的大麻烦，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中国的他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在4万亿的推动下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为他们解决麻烦提供了支持与信心，因此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赞颂。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昂扬到了顶点：对手快要“溺死”，以后要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西方会不会崩溃，而是何时崩溃；中国的未来不再只是崛起，而是何时取代西方文明——这与1989年时，西方对于我们的看法多么相似！

　　2012年1月，人们似乎更关注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本新书《文明》，它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在短短两个月后就印刷了第二次。比起作者对于西方文明500年来为何一直领先的原因归纳和反思，中国人更乐于看到他对欧洲日渐衰落的描述。实际上，在他总结的西方文明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六种“撒手锏”中——竞争、科学、法治、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除了最后一项，中国目前都毫无优势可言——我们凭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在衰落之后，中华文明一定会取而代之呢？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和现任总统萨科齐的首席顾问雅克·阿塔利，在2011年写成的《国家的破产》在中国并没有《文明》那么畅销，但作者却在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主权债务的历史几乎和西方文明一样长久，最近数百年来它不断出现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中，虽然每次的发生程度和环境迥然相异，也与经济危机、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但作者并没有因此悲观：“在控制之中的公债是一种生命、激情和冒险的来源。”即使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也只有“通过市场相关的趋势，统治者才能生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微博)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持续观察中，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尽管经历过多次危机，但华尔街持续数百年的商业模式并没有消亡，华尔街仍然会长期存在，没有它的金融支持，美国经济将失去动力源。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对华尔街的一次严厉回调，几年来，华尔街不断“吐出”不合理的利润，规模持续萎缩，终端制造业也开始从海外回流美国，失业率开始下降——金融危机的危害正在被市场调节缓慢吸收，经济恢复增长。

　　“市场经济也许不能保证高增长，但它的优势在于对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它的应变能力和弹性保证它不会崩溃，美国下一轮的经济创新点和增长点在哪里？我们无法预知。但只要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就一定会出现，就像互联网行业之于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许小年说。

　　2008年的中国决策者也许没有意识到，比起金融危机，中国更大的麻烦在于2004就开始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力量的失衡。政府醉心于用宏观调控、大规模投资、国有资本扩张等“杠杆”对市场进行干预甚至挤压，“类计划”的介入方式在生成财富的同时，也在降低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2008年的4万亿像是国家主义的又一次狂欢，为“失衡”添加了最后一把稻草。

　　美国的市场正在自我调节中慢慢恢复，而中国市场却像被逼到死胡同：民营企业在大规模政府投资中没有获取任何有效的支持，市场固化现象更为严重，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本已利润微薄的民营企业无法进行有效转向，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摆在民企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进军新的市场领域并因之调适自己的战略取向，而是怎么能活下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层出不穷的商业丑闻，给予扭曲的“民粹主义”新的土壤，人们再一次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并把社会失衡的责任归咎于市场。

　　不仅如此，这样的失衡还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社会层面激化了日益积累的消极因素：第一，在市场中被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和脱离贫困的数亿人口，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保护机制对他们进行保护。第二，产权认定进程停滞，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在向市场转化时，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壮大，扭曲了财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乃至滋生空前的腐败。第三，法治进程滞后，不断膨胀的权力和市场中灰暗的一面都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第四，政府在社会保障、分配和价值观培育方面的责任弱化被严重放大，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这不仅与邓小平曾经推动改革的原动力相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的合法性也同时受到损害。

　　2012年3月，北京的春天还没到来，参加完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愈加感到茫然和无奈：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民企希望有更大的空间、更少的“潜规则”和税负，国企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家都在毫不吝啬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却难得看到改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的GDP增长预期调低到7.5%，“十二五”期间，预期年均GDP增长目标则更低，只有7%。这比1991年中国刚刚经历了危险的经济失控后，决策层所公布的未来十年GDP预期增长目标，高仅仅一个百分点。这预示着当下中国决策层的决心——无论多么依赖持续走低的外需，中国也不再准备动用国家主义来调动资源，强行拉动内需来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

　　比起“转折”、“十字路口”这样的描述，谋求“生存”和亟待“突破”更适合当下的状态——市场的中国式进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在1992年被激活之后，从未遭遇过当下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它与政治、权力更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等待新的切割：市场守望财富与自由，政府守望社会，法治守望公平。

　　2012年两会之前的2月，世界银行(微博)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发布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调研报告，会场上一位自称是中国独立学者的杜建国公开抗议该报告，他高喊“国有企业不能私有化”，散发传单，试图影响发布会进程，最终被保安强行带出。

　　比起佐利克所面临的“尴尬”，这份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报告，在最终稿确定之前的遭遇更耐人寻味。有媒体披露，这份面向中国未来20年的初步报告形成后，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其高度肯定，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认为该报告提出的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最终，该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大量删改，并降低报告发布仪式的规格。

　　这是令人颇为尴尬的境况，不仅诸如“颠覆社会主义”等不乏情绪化的表述在高级决策层再次出现，更为深层次的改变是，“威权时代”已成过去，政府权力虽然有愈加增强的趋势，但内部却呈现多极化的状态。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甚至表示：“群众也在责怪我们，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听到了感到十分痛心。”

　　人们不希望权力成为限制市场活力的某种阻碍，却热切地盼望又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出现，用某种形式的“南巡”，强力启动市场加速发展的进程。这是一个现实中的悖论，却未必是坏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使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变革，他们的共识和信念，将成为市场经济进程中更新更强的驱动力。市场已经不像1992年时那么弱小，在20年的发展中，虽然它步履艰难，但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越来越立体和深入，已初步形成它本身发展的逻辑。

　　与1992年相比，2012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拥有更为深远的影响，20年前产生的企业家阶层已经不断壮大，他们已经明确意识到，市场早已从自己手中的财富积累工具，幻化成生存的底线和呼吸的空气，以及内心中逐渐被强化的信仰。他们可以在市场之外，众多欢迎他们的平台上(诸如“两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制度的设计，成为市场的坚定守卫者。

　　作为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一个大国中最具敏锐触角、最有冒险精神和最富有的一群人，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必须快于市场，他们要用自己的健康、繁茂的生长，来证明市场必然要求通过为他人创造幸福来获取利益的崇高属性。当他们不断厘清财富与金钱、战略与投机、诚信与市侩、利他与利己、竞争与争斗、规则与谋略、责任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自身硬件和软件的价值系统出发，辐射到更广的范围，沟通不同群体之间交流与对话，推动社会价值系统重建，才能让市场变得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