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鬓斑白的陈东升，正在试图淡化“92派”历来浓重的家国情怀，只想把泰康做成一个伟大的公司。50岁后 “知天命”的他，少了几分理想色彩，“天命”即大势，在大势中把事业做到极致的现实主义，未尝不会成为推动历史向前的理想路径。

　　文│本刊特约记者 黄秋丽

　　2月17日凌晨，泰康人寿(微博)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站到了哈佛商学院的讲堂上，面对全球的MBA精英群体，充满激情地分享一个来自东方的民族保险企业的成长故事。故事的主角，自然是他和泰康人寿。这次讲演的意义在于：泰康成为第一个进入哈佛案例库的中国保险品牌，陈也成为哈佛讲堂上的“中国保险第一人”。

　　当然，演讲内容，多为陈词；过去十余年，陈已将“92派”(这个词也是他创造的)的拓荒故事(尤其是他自己的经历)，布道了不知多少遍。他以前总拿美国的伟大企业家作为映衬，一开始是金融巨头J·P·摩根，其后是比尔·盖茨，“如果我要讲就是J·P·摩根和乔布斯，把比尔·盖茨拿下了。”他说。

　　跟20年前的创业初衷相比，如今陈东升的思想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当年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在中国实现J·P·摩根、卡内基式的梦想，现在我已经完全把这个梦想收回来了，”他稍显凝重，“官总是压过商，所以你不要做梦，你做个好企业就完了，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因为中国没这个文化，从一个认为可以复制的美国企业家梦，到今天收回这个梦想，这是个悲哀。”

　　但是，两鬓苍白、“知天命”的陈东升，依旧有着澎湃向上的动力和激情。“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在未来十年。”他认为中国正在向崛起的第二阶段过渡，消费时代正在来临，“我的理想就是(泰康)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10个人中就有1个是我的客户。做到这点就算得上是伟大的公司。”

　　市场空白与专业化

　　在1994年纽约的索斯比秋拍上，陈东升成了美国人的座上宾。时任索斯比总经理的迪特·布鲁克斯，亲自招待这位他认为背景神秘的中国人。出乎布鲁克斯的意料，陈的气度和谈吐，显然不符合美国人对从封闭的“红色中国”走出来的商人的想象。

　　就在一两年前，创办嘉德不久的陈东升到香港观摩索斯比的拍卖时，还总是猫在角落里，弓着腰偷偷拍摄。“嘉德做拍卖，一招一式就是跟着摄像机一点一点学的。”陈东升说，当时连现场如何拍卖、如何放古董、玻璃的厚度，他都去跟人一一讨教过。

　　92派群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体制内精英下海，很多人就在国家机关的咨询研究部门工作，他们有“天然的信息垄断权”，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基于教育背景和掌握的社会资源，92派企业家很少从事制造业(他认为那是草根派见长的)，他们是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创立者。

　　嘉德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找到了市场空白。“我成功的核心基因，一个是专业化，一个是市场化，两句加起来就是规范化。”陈东升说。

　　陈东升对“专业化有种宗教崇拜感的理解”。在嘉德已经获得市场口碑的情况下，他并没有马上在全国开分公司——而这在商业环境并不成熟的1990年代是非常流行的做法。他曾经拒绝了一位省长亲戚提出来的合作，对方提出乐意给嘉德交管理费、挂牌开分公司。“在当时拒绝这样的人是要有勇气的。”他说。

　　有嘉德的探索在先，泰康人寿的发展更加容易些，只在申请保险牌照时经历4年的漫长等待。“泰康成立后，我跑遍了十几个国家，走了二十几家保险公司，还是依葫芦画瓢做起来的。”陈东升说。

　　泰康对国外保险公司的学习非常细致，在泰康的总部大楼，电梯里挂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欢迎栏，来访者能够一眼看见这家公司的用心。“这是我在瑞士再保险公司学到的，他们在电梯里挂的都是通知，我把它改良了一下。”陈东升说，市场经济在西方走了上百年，他们的公司是有生命逻辑的。“我们不懂，那就先拷贝，慢慢就会明白。”

　　陈东升用“三级跳”形容泰康的发展：1996年成为《保险法》颁布后首批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2000年引进7亿外资，建立了全国网络；2006年净资产不到20亿，2011年净资产已达到130亿。

　　“中国13亿人绝对把泰康抬进世界500强！”他说，即便只有25%的中产阶层，那也是几乎和美国人口等同的、庞大的消费力量。按照陈东升的规划，未来5年，泰康人寿将启动“1511”工程，目标达到资产1万亿，净资产500亿元，利润10亿，客户数量1亿。

　　“年轻时候总是很着急，恨不得一天做十件事，第二天就成功。”陈东升说，“后来我说一年只做一件事，后来我又说三年只做一件事，现在我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二次崛起

　　在1992下海之时，陈东升曾一度期望自己会成为J·P·摩根那样巅峰性的成功企业家。

　　“美国最早的钢铁托拉斯是J·P·摩根组建的，GE是J·P·摩根创立的，爱迪生实验室是J·P·摩根投资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留下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概1/6的器物都是他捐赠的。J·P·摩根充当过中央银行、拯救过美国。”对于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陈东升而言，J·P·摩根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很容易唤起他内心的激情。

　　“美国是企业家天堂，从来都是大资产阶级统治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英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平行的。德国和日本，基本是政府主导经济，到今天为止政府比企业家强。中国就更不用说，历史上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结果。”陈东升说。

　　在1990年代，“92派”曾经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1992年邓小平访谈讲话之后，“下海”成为一种时代风潮。“那时谁下海、谁能做得好企业，谁就光荣，整个社会对人的评价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时间过去20年，今天的一切似乎正在回到起点——公务员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价值分配部门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价值创造部门的热度。

　　陈东升认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这20年的高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庞大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越不改革，后面的成本越高、代价越大。”陈东升说。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92派”企业家最独特的标志。“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批人。”陈东升说。陈东升在50岁所领悟到的“天命”，内容不仅仅关于个人和企业，国家、社会从来都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现在，他对未来仍然充满乐观的判断：“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未来10年。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只是拉开了一个崛起的序幕。”。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两次崛起，第一次是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统一了国内市场，通过向欧洲出口奠定了市场地位；第二次是通过二战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确立霸主地位，之后中产阶级崛起，“美国梦”开始。

　　“我们前30年的改革开放，相当于美国的第一次崛起；现在正在从第一次崛起向第二次崛起转型。”陈东升说，“我对改革的要求很低，就是要把经济还给市场，政企要分开，要从国家市场主义转型到大众市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