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的生长蕴含着危险，土地已经越来越少，水源也越来越紧张，最大的危险还是褚时健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心。褚时健的种橙事业的发展趋势正在超越他的身体极限。

　　文│王恺 陈晓

　　褚时健不爱见人，他解释是自己性格所造成：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他一直是尽量躲人。这种习惯，已经维持了很多年。可是没想到，近年因为“褚橙”的名声在外，褚时健又开始被迫抛头露面，这实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时候，尽管经销商百般邀请，他还是只肯坐在汽车里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不见外人，似乎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可是，总有许多人期望能见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如今还是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

　　因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

　　“书生”褚时健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后来褚时健回忆自己在铁路边度过的童年：“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这对年幼的褚时健的触动是：“要把书读好才行！”

　　褚时健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到昆明读到高一，解放战争开始，他和二哥去参加了边纵游击队，从此远离校园。但他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果园的技术员张伟说，自己从19岁就开始从事柑橘种植的技术工作，但“跟褚时健做事之后，才真正体会到技术的重要”。

　　技术总是褚时健做每件事的立身之本。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厂里员工告诉褚时健，前任厂长在时，坏过一台锅炉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褚时健之前在嘎洒糖厂时也修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3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大家觉得，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市场与计划的冲撞

　　通海县是褚时健上台后大搞优质烟叶试验田的地方，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开始将工业的触角向上游延伸，通过提供化肥和水利设施来控制烟田，整个通海县连续10年成为中国烟叶产量的第一名，意味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控制了最优质的原材料，这实际上比起当年所宣扬的“烟田是第一车间”的管理观念要深刻很多。

　　通过原料控制，进而打通产供销三者分立的体系，褚时健当时冲破了中国烟草经营分立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力量使他的烟企迅速在西南边陲崛起，名牌“红塔山”的诞生，更使他在计划经济的体系内获取了特权——玉溪卷烟厂可以采用浮动价格出售自己的计划外香烟，大量资金涌进玉溪卷烟厂，拿到褚时健的条子，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就这样，褚时健一步跨进了市场经济，成为财富漩涡中心的人物，各种利益、各种关系正因他多年来的积累和破局，使自己成为漩涡中心，身在漩涡中心，拥有了危险的权力。

　　为什么说权力危险？在缺乏严格法律环境和配套市场机制的社会里，一个随手批几个字就能换取无限财富的人，如何自处才能毫无风险？显然，即使聪明智慧如褚时健者，也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1995年，褚时健因为被人举报而被调查，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1999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关于褚时健的“罪与罚”的审判，在当年引起轰动，一方面是人们对烟王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确实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类似现象有普遍的共鸣。

　　变身“橙王”

　　2002年，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没想到他未被牢狱之灾压垮，却很快以敏锐的判断开始了二次创业。褚时健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开凿了一个2400亩的冰糖橙园。这是当地最大的农场。

　　褚时健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术手段开发，并采取全新的销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为名牌。这一次，他的风险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现在他经营的只是一个私企，不再掌握他个人其实无力操控的权力与资源，不再可能成为权力利益网中的一个卒子。他现在已经又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拥有者。

　　虽然已经84岁，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在做烟厂的过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烟田设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并争取到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位，亲身参与并掌控了产供销的每一个环节。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记者：“有一天我去山上，听到果园的工人们在发牢骚。刚从湖南进了一批树苗，是褚时健亲自去湖南参观，并亲自订下的。树苗到基地后，他一直盯在卡车旁，看着工人们下苗、搬苗，移栽进土里，一直盯到晚上20点。工人们抱怨说，所有事情都要在他眼皮底下实施，对他们一点不放心。”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到84岁仍未丢弃的性格标签。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成功。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2400亩山地，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位昆明经销商说，褚时健种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个等级，最好的卖到14块/公斤，最差的一等八九块/公斤。而随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园已经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不仅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效益，还让农户也分享到了繁荣。2008年公司果农户均收入最低1.2万元，最高2.4万元。但现在，山上的员工告诉记者，110多户种植农户中，第一等级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6万元。而技术员的年薪足以达到10多万元，不低于一个大城市的白领收入。

　　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时，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理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

　　在对外宣传中，果园的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时健只负责果园的生产管理。但在果园的实际经营中，他曾经在烟草行业的丰富经验，仍然能派上用场。

　　褚时健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记者，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去年新租赁下400亩土地，种下了一批仅有半尺高的嫩绿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镇长刀文高告诉记者，去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原来的规模，大卡车开不进去，要用小车拉到厂房外，再装卸进大卡车，拖延了上市时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冰糖橙也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褚时健的冰糖橙上市一个月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橙子就蜂拥而上。“我们必须要加快上市速度。”张伟说。

　　褚时健的进取心永不停息，但果园的生长也蕴含着危险。土地已经越来越少，水源也越来越紧张。刀文高说，如果想在当地大规模扩张农业产业，就必须建水库来增加储水量。目前水塘镇还没有一个水库。水库投资动辄上亿，当地财政无法负担。而且因为属于哀牢山生态区，拦腰切断河流修建水库也不被允许。

　　最大的危险还是褚时健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心。当他拒绝投资公司的上市邀请时，曾经谈到过果园发展的隐患：“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但他的种橙事业的发展趋势却在超越他的身体极限。刀文高也惊讶于“一个84岁的老人，还在不断扩大版图和规模”。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当他还是烟业领袖时，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碰见他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就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褚时健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花边]相信市场的力量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我试图把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于非市场化的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所有这些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的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因为民主有纠错机制，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它拥有一个良好的纠错机制。

　　姚忠良   (白象食品集团董事长)

　　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企业的一切行为要依靠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是什么？就是要满足需求，要服务社会。企业要实实在在地按照市场规律做，坦然一点，淡定一点，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刘晓光[微博]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市场的力量在配置资源方面无疑起到决定性和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维护市场秩序、制定市场规则、承担公共服务功能。企业家是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的领导者。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通过政府培育市场，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和解决企业问题。企业家通过市场创造更大财富。

　　王小兰   (时代集团公司总裁)

　　企业首先要做的是活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国有企业依靠垄断资源占领了市场，民营企业现在要做的不是如何进入市场，而是如何通过我们的力量推进规则的建设。

　　张宏伟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场经济时代，垄断是促进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度的最大障碍，国企要陆续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来，给予民营企业最大的发展空间。

　　胡葆森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局主席)

　　在规律面前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态非常重要，无论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最终还是要顺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规律为道，道为天。

　　陈东升   (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前30年，政府主导经济，三股力量造就了经济奇迹：国有、民营、外资。未来30年，我们要坚定的把经济还给市场，就是要坚定地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坚定走法治国家的道路，从国家市场主义逐步过渡到大众市场主义。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共识。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

　　在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创业资本主义下面，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更多是法制、监管、公共品与服务，创业资本主义也需要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在自由资本主义下是绝对没有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和任何合理的理由。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企业要特别注意当前的经济形势——“水落石出”，“水”是指以增长率为基础的资产价格，“石头”指债务。近几年，全世界资产的共同背景就是货币推动，因为我们的武器就是纸币，它可以对付一定时期的萧条，但会造成水位偏高，负债偏大。等到水一落，石头就出来了，债务危机就来了。

　　宏观上，经济求稳就是要稳住水面，微观上，企业要各自管理好自己的“石头”，最好是在水位没有回落之前主动把石头盘小。

　　[观点]吴敬琏：市场化一定要解除行政力量干预

　　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的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接下来的代价或是社会震荡了。

　　文│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我们也要注意到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会把大众引向歧途。

　　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具体而言，1.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2.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总体而言，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个市场经济，是还有很大缺陷的市场经济。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市场化一定要解除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对于市场的这个自由交换的压制和干预，我觉得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年过程中凡是涉及到了国家，涉及到国家所有制问题，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

　　[观点]郑永年：中国为什么需要第二次“南巡”？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每况愈下，这一切与1980年代末何其相似。中国像是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又前途渺茫的时期，需要某种形式的再次“南巡”。

　　文│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哪里？它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表现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正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

　　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由地方牵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政党因此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

　　改革让中国摆脱困境

　　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甚，出现不稳定状态；西方全方位地制裁中国，国际环境也极其恶劣；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也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担忧。在内外压力下，中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对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产生怀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这是海内外很多人当时的感觉和忧虑。

　　当时西方很多人开始讨论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而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会倒下的问题。

　　但是，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证明他们错误的是中国人的改革智慧，而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上。邓小平认为，苏东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那里的政权无能推行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因此，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南方讲话”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智慧的结晶。“南方讲话”主题词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和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到稳定，稳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南巡”后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

　　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近年来，中国似乎又回归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个方面的改革，要么止步不前，要么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

　　需要确定与执行新改革路线

　　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

　　经济改革方面。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in state)——美国的政府服从市场原则，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社会改革方面，虽然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但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主要原因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包括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路线一样。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1980年代被视为是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他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为利益导向型社会。

　　时至今日，在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

　　今天的复杂性在于，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

　　与19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1980年代所能相比的。19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历任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每况愈下，所有这一切与1980年代末何其相似。执政党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的类似，尽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党内改革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1980年代末的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就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不仅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这种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层的转型，很快从1989年之后的保守转型到积极进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决定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是路线和执行两大因素。较之其他任何政体，共产党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在路线确定之后，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促成政策的执行。

　　当下，中国像是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又前途渺茫的时期，因此需要某种形式的再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

　　[观点]张小济：决策者要敢于担当

　　总结过去的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决策者要大刀阔斧、身体力行，敢于承担责任，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文│张小济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的“两会”刚刚结束，我在“两会”上的讨论，特别是经济界委员的讨论中(来自企业的经济界全国政协委员比例较高，既有来自国企、民企的委员，也包括金融、制造、运输、房地产等各个行业)，会上我有两个方面的体会非常深刻。

　　一是有些事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越来越“纠结”。二是最近几年来，两会上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尤甚，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发展的势头：用改革启动经济转型，迈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下一个十年，我们有条件开创又一个“新时期”。

　　回顾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的经济形势，有三件事让人看不明白，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

　　一方面要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消费品价格高过境外。中国是全球消费品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国内的消费却始终不景气。近两年还出现了消费品价格倒挂现象：同样的商品，境外的比国内的还便宜。据统计，2010年“银联卡”境外刷卡消费1800亿元，去年全国政协提案，希望能降低关税，刺激国内消费，没有实现，一直到去年年底象征性调低了一些。去年，银联卡境外刷卡消费达30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40%，这还不包括VISA、万事达和中国人最喜欢用的现金。

　　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企业又融不到资。因为流动性过剩，中央银行去年不断提高准备金率，限制银行贷款，企业又很缺钱，只能去借“高利贷”。我听一些大企业主说“2分利就很不错了”。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大小企业都在抱怨融资压力大，银行却成了“暴利部门”，这也是去年的一大“奇观”。政府总说要转方式、调结构、发展新兴产业，资金流动不起来，方式怎么转变，结构怎么调整？

　　第三大矛盾，大家都说自己分到了“大块蛋糕”，合起来却和“整块蛋糕”的差别很大。去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全国24个省份最低工资平均增幅2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25.4%，农民工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1.4%——好像谁涨得都比GDP快，这些钱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挣了外国人的钱，但去年的贸易顺差是下降的。这些数字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巨大的成绩，但是放在一起就成了一道难解的题，现实的情况是：一开会，官员、企业、学者都在发牢骚，都觉得日子不好过。

　　是什么“牢骚”呢？今年两会上，经济界政协委员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税负过重、税制不合理。

　　产品流通的每个环节都要征税，造成了流通领域成本过高，产品价格上涨，这也是消费品国内外价格倒挂的一方面原因。流通成本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只有一个多年前的数字可供参考：18%，现在有专家说是27%，反正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个人估计要远远高于18%。

　　去年开始，上海试点税改，希望能减税，但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税改的要求也很“纠结”：减税不能减收入。上海方面则表示，如果因为税改试点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他们会自己拿钱出来补贴。

　　税收问题影响面很广，不仅涉及消费品的价格、企业活力，还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比如养老金的问题。我经常看到政府部门说我们的社保覆盖到什么范围，说老实话，我觉得里面的水分很大。据我所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普遍没有保险，对于农民工这些流动性比较大的群体，正规企业即使给他们上了保险，它也不是“全国粮票”，所以当地政府很高兴：走了没关系，保险都留下了。

　　很多老年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去银行存款，在大厅里有穿银行制服的保险公司职员推销商业养老保险，好像必须要经过投资理财的“伪装”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才能赢得客户信任，还因此经常被人说成是骗子。西方的社保制度包括强制性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政府在税收上给予“递延”政策：企业的保费支出在征税时予以免除，个人所得税在劳动者退休时获得保险金给付时再缴纳。

　　如果实现政府通过税收杠杆鼓励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有好处，但要实行这个制度很难，政府方面认为，这种制度会造成有钱的企业和没钱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现在很多情况是这样，只要有反对的人和理由，整个改革项目就会被搁置甚至否决。

　　其次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限制越来越多。

　　民企反映的情况是，贷款难、进入市场成本高，即使企业有钱，也没有投资渠道，除了房地产、矿产、出口加工等传统部门，其他行业大多需要经过准入审批，当然，现在审批制改革了，改成核准制或者备案制，但是结果都一样：必须有政府的相关文件，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金融机构也承认，比起民企来，更倾向于贷款给国企，这样相对“安全”。虽然没有哪个文件有这样的规定，但得到贷款的几率，民企显然是大大低于国企的。

　　国企则认为政府的管理呈现出改革回潮现象，权力有收回的态势，“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根本没有实行过，或者曾经实行过，现在已经不实行了。国企体制改革中曾经提出，企业可以只上报计划，不用上报每个具体项目，这些都是写在文件里的，但是没有实行，企业还是要到政府那里批项目。

　　“纠结”这个词现在很时髦，我看总理也很“纠结”。现在的经济形势复杂，社会问题很多，政府承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渐行渐远”，各个阶层的怨气越来越重，做事的人也很苦恼：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或者做了好事大家也不理解。

　　要打破这种状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方面相关措辞的比重，是近年来最高的。去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只有一个自然段讲改革，今年是两页半篇幅，七个自然段。除了点题之外，还就财政金融、所有制、价格、收入分配、事业单位、政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关于改革的内容，比以往的报告都更丰富、更具体。

　　关于改革，不能只有愿望、目标和政府的号召，还要有实际行动、明确的共识和广泛参与。回顾以往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世贸，哪一样不是困难重重？结果还是过了这些坎。在改革关键时期，没有不触动利益集团的，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轻易赞成。关键要看决策层，有没有这个决心，信念坚定不坚定。

　　总结过去的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决策者要大刀阔斧、身体力行，敢于承担责任，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去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国家实力和政府掌握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是推进改革的利好，问题是该怎么花。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革和优化，缺乏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只靠政府去“补窟窿、撒银子”，哪里闹事就给一点钱“维稳”，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于事无补。

　　[观点]辜胜阻[微博]：中国经济“空心化”危机

　　实体企业利润“比刀片薄”，而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高到自己“不好意思说”。

　　文│辜胜阻 民建中央副主席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立身之本。在过去的一年，我国民营实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十分严重的用工荒，以及高成本、高税费的考验。

　　从整个产业链来看，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被高度垄断，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都在下游，过度竞争让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有三大赢家：以钱生钱者，如银行；以地生财者，如地方政府；垄断企业。而民营实业依然在困境中挣扎。

　　今年两会，实体经济话题成为热点之一，对于我而言，参加今年的两会是20年来最纠结的一年。我用4年时间对全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0多家实体经济企业进行了调查，最终用心起草了一份两会提案。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实体经济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

　　反观日本，是什么导致其“失去的十年”？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泡沫化。我们的实体经济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是钱的问题，大量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典型例子就是温州9000亿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去处，最终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第二是人的问题，大量企业精英移民或外迁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要素流失，据报道称，已移民或有意愿移民的企业主已经超过70%。第三是企业的问题，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去年有关中小企业是否面临倒闭潮的争论很多，一些地方管理部门认为“我们新注册的企业远远多于注销的企业，倒闭潮没有根据”。但是相当一部分都是“僵尸”企业，就像微博一样，你有几十万粉丝，但是这些粉丝大部分都不活动，等于是僵尸粉丝。第四是融资的问题，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如现在流行炒农副产品、艺术品等等。第五是实业精神的缺失，以实业精神著称的温州，如今却是人人想赚快钱，炒房价，实业精神在消失。

　　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会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原因很多，我的总结是：成本攀升，企业面临经营困难，不能干；投资受限，企业发展空间不足，没法干；实业与投机之间利润差异巨大，不想干。

　　防止实业空心化要重视三个“两极分化”：一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两极分化”，即上面提到的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两极分化”，实体企业利润“比刀片薄”，而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高到自己“不好意思说”。第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之间分化。

　　面对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政府要做的首先是加大力度改革，政府应采取措施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其次是减税。对于企业而言，要在这种倒逼机制下进行转型升级，更多的是依靠自己。除此之外，企业家更要回归实业精神。

　　[观点]孙立平：改革“再出发”

　　新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而是改革的再出发，这意味着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文│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闷之后，改革的呼声再起。新一轮的改革有望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促成“转型陷阱”形成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在改革过程中发育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二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产生怀疑。

　　在此背景下，变革的要求在重新孕育，新的改革共识开始重新凝聚。新的改革共识应强调两层含义：第一，现在不仅不改革不行，而且，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第二，现在所需要的改革，零打碎敲已经远远不够，要有整体上的推进，实质性的变革。

　　新的改革共识已经达成，但是改什么？怎么改？依然存在分歧。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我在2006年时曾提出改革“再出发”的说法。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公平正义是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能够保障公平正义的新体制。

　　在新一轮改革中，要把促进权利平等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要处于中心位置。这不仅仅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过去这些年滞后，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弊端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真正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改革推进方式，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是以激进的还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其实，这种两分法导致很多误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几乎是以迅雷[微博]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另一个分歧来自于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分别在改革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许多改革确实是基于下层的压力，但实质性的体制变革，没有周密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体制转型的阶段，所涉及的往往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立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没有顶层设计是不行的。但这种顶层设计，必须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和前提。而顶层设计本身，应当是公开和透明的，相当一部分要通过公开的立法程序来进行。

　　下一轮的改革无疑是艰难的。尤为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真正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社会环境与心态。

　　[观点]俞敏洪[微博]：相信民企的力量

　　如果民企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演进，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不清晰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也将失去改革的根本动力。

　　当前，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呼吁改革，可如今的改革却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不断壮大的利益集团日益稳固，让中国的改革像是被捆绑的巨人——每个人都想动，却是谁都动不了。我相信政府有改革的动力，但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口号、没有路径，这让人感到无奈——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却越来越迷茫。原因是当今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价值观。

　　政府对民企的态度也非常“纠结”：一方面给予民企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又希望民企解决中国更多的问题，如财政收入、就业等等；一方面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用其他办法让民营企业尽可能地在可控范围内活动，如尽可能地增加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尽可能地让官僚资本更多地进入市场。总而言之，政府知道民营企业必不可少，但是又害怕民营企业力量过于强大。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政府应该充分相信民间力量，相信民间力量能够使一个国家的腐败降到最低，相信民企能够重振商业精神，能够建立起平等、尊严、互惠合作的价值体系——只有民间力量能够做到这些，一旦掺杂进官方因素将不能实现。

　　民企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大家却在现实中显得越来越不自信。如今，不少大的民营企业正在寻求国家制度和资源的庇护，甚至很多企业家会自豪地宣扬跟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合作的好处，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种“出卖”民营企业力量的行为。

　　如果这些大企业家都不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那未来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本来可以依靠的民间力量，也因为与国家资源和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而不愿改革，小微民企除了依靠政府，更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民企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演进，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不清晰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也将失去改革的根本动力。

　　我是十分支持中国进行改革的，只有改革才能让国家稳定地在世界上繁荣下去。我呼吁，民营企业作为改革的动力，任何时候都不要跟国家资源尤其是国家权力资源有关联，民营企业家要保证公平、透明、平等的商业交易行为。通过民营企业的力量来推动，未来中国改革持续深化还是有可能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我坚持在教育培训领域发展事业，不去触碰房地产之类的行业，除了保持一点知识分子的清高之外，是因为这样不会和国家的权力、资源有纠缠，能让我心静。

　　国家要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的力量，要为民企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国家要向民营企业开放资源垄断型行业，这是充分信任民营力量的表现，除了关系到国家命脉的战略性领域，大部分行业应该向民间完全开放，国家领导人要有决心逐步地限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发展，不断缩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势力范围，最终将这些行业里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民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