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诗平

　　他与熊希龄、冯玉祥、徐树铮、梁士诒一见如故；也与南京政府的黄郛、张群、戴笠等关系融洽；他是陈公博、周佛海、土肥原贤二、川本小笠原的座上宾；也与周恩来、潘汉年相谈甚欢

　　民国著名银行家周作民被视为金融界的“不倒翁”，执掌金城银行的30多年，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敌伪不同政权，周旋于政、商两界，四方结交，八面玲珑，使金城银行跻身于最著名的民营银行之列。

　　社交奇才

　　民国时期民营银行众多，最著名的，是“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其中，陈光甫执掌的上海银行和周作民领导的金城银行，尤其耀人眼目。

　　与陈光甫一样，周作民也是鉴于官办银行难以施展拳脚而创办私营银行，但与上海银行不同，金城银行带有强烈的军阀和官僚色彩。上海银行从“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小众储蓄做起，金城银行则多来自于军阀、官僚储蓄大户。与陈光甫一样，周作民与政治常常保持距离，但在经营银行时却热衷于与各类军政人物打交道。

　　北洋政府时期，周作民与熊希龄、冯玉祥、徐树铮、梁士诒等一见如故；北洋政府倒台后，他与南京政府的黄郛、张群、戴笠等关系融洽；日伪时期，他是陈公博、周佛海、土肥原贤二、川本小笠原的座上宾；解放后，他与周恩来、潘汉年相谈甚欢。

　　周作民的这种秉性和能耐，在其投身银行时已充分展露。1915年，31岁的周作民离开当时的财政部，带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官场的成功法则，出任交通银行稽核课主任，开始了此后40年的银行家生涯。他在交行的最大成就，当属“搞定”安徽督军倪嗣冲，设立芜湖分行及蚌埠分行，而这也为他日后成立金城银行打下了基础。

　　对此，金城银行的籍孝存和杨固之多年后讲述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细节：当时，交通银行总理(1928年改为总经理)梁士诒想在安徽芜湖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受阻于倪嗣冲没能实现。周作民到来后，这一任务落在了他的身上。为此，梁士诒为周作民开了封介绍信给倪嗣冲，同时开出2万元支票，作为周作民的交际费用。

　　周作民做了一些功课后决定：先从倪嗣冲周围的人入手。他请安福系骨干徐树铮函介倪嗣冲及其亲信王郅隆、女婿王普。在“二王”引介下，周作民在蚌埠见到了倪嗣冲。“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饭后周作民陪倪搓麻将，当晚便“输”了5000多元。周作民的豪爽举止，以及对金融、财政和实业的见解，深得倪嗣冲之心。周作民在蚌埠活动了二十多天，多次与倪交谈，始终没提设分行之事，直到离开时才提出。倪嗣冲当场答应，并复函梁士诒，希望由周本人经办。

　　很快，交通银行芜湖分行设立，接着在蚌埠也成立了分支机构。

　　梁士诒为首的粤系与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之间矛盾重重，周作民因为1915年周学熙新任财政总长而在财政部的司长位置不保，但他却能在皖系的老家打开局面，能力可见一斑。

　　但交通银行深受多变的官场影响，并非久待之地，周作民决意发起成立新的银行。以军阀、官僚和交通银行部分骨干为主要发起人的金城银行由此诞生。

　　1917年5月，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周作民出任总经理，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和徐树铮的投资超过六成。1918年北京设立总经理处后，周作民坐镇北京，将金城银行的业务不断推向前进。

　　成立10年，金城银行纯益累计突破一千万元。期间，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联合，创办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创设四行储蓄会，并在上海建成最高建筑——国际大厦。“北四行”声名鹊起，金城银行脱颖而出。

　　金城银行成立之初，安福系王郅隆任总董。安福系失败后王遭通缉，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代总董。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周作民顺利搭上南方政权的列车，迎来了10年黄金发展期。

　　然而，就在金城银行，乃至整个中国都在规划着更大发展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政治环境和银行生存的双重压力，“不倒翁”周作民开始了一段灰色的人生。

　　沦陷区的使命

　　抗战爆发，中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周作民没有像大多数银行家那样积极抗战，或转移到后方，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还在抗战爆发前，眼见日本步步紧逼，周作民已任用留日背景的杨济成、王毅灵出任京津分行经理，自己坐镇上海，应对即将到来的危局。战前，周作民还出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等职，与日本人交往密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多位银行家留在上海：叶揆初闭门读书；徐寄庼称病不起；秦润卿蓄须明志，不与日人合作；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则俯首附敌，出任伪职。周作民虽不曾担任伪职，但暗中与日伪往来频繁。在他的日记里，与汪伪政权及日本各界人士见面的记录比比皆是。

　　对此，周作民的亲信、金城银行高层徐国懋说，周作民在敌伪时期，“不论和汉奸来往也罢，和日本人士来往也罢，决不是个人交际，主要是担负着蒋介石交付的使命。”

　　从相关史料看，周作民在重庆与日伪之间，的确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军统曾在周作民的住宅内设有一个与重庆通电的秘密电台。其中，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以及冈村回复蒋介石的电报，均通过周宅的这个电台收发。对此，周作民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

　　“为什么他在不同环境中能像‘不倒翁’一样呢？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套应付手法，能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找不同的靠山。”徐国懋说。

　　与每个政权的当权者都有亲密关系，但从不死忠于哪一政治势力。乱世中，谁得势很难说，因此谁也不得罪，谁都是朋友，这便是周作民现实的人生哲学。

　　沦陷时期，周作民与日伪频繁往来，不时向重庆方面送情报，并成为重庆方面与日伪沟通的一个管道。这既能让重庆方面满意，也能为日后形势变化留下后路。而坐镇上海，与日伪关系密切，使金城银行成了少数积极活跃在沦陷区的商业银行。

　　不过，战后金城银行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以汉奸罪被捕；杨济成和王毅灵均被控以汉奸嫌疑被拘过；周作民本人同样有过一段苦涩的岁月。他对此曾颇为懊悔：“抗战期间，余未能来(重庆)，致全盘皆输一着。”

　　1945年9月，财政金融接收大员陈行从重庆来沪，与周作民见面时不予理睬；周作民想见来沪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一面，也未能实现。10月18日，两军统特务声称奉戴笠之命将周带走问话。后经杜月笙及张嘉璈之妹张嘉蕊帮忙联系戴笠，才逃过一劫。一周后，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多名士兵又来到周宅，后经张嘉蕊与戴笠通话方才解围。

　　一连串的打击使周作民寝食难安。他一面在上海活动，确保自身安全，一面加紧与“生死之交”张群等重庆朋友联系，力求亲见蒋介石，获得护身符。1946年1月，周作民在张群、吴鼎昌斡旋帮助下，终于在重庆见到蒋介石。3月，经张群、吴鼎昌和钱新之帮忙，国民政府文官处分别致电各要害部门，对其予以保护。直到这时，颓丧消沉的周作民才又重新振作起来。

　　独自北归

　　1950年8月，国民党大陆政权倾覆前移居香港的周作民乘船北归，并在中南海与淮安老乡周恩来见面。周作民是金融界头面人物中解放后回归的第一人，也是唯一回归者。陈光甫、张嘉璈、李铭、钱新之、宋汉章，这些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均飘零海外并身死港台或美国。周作民为何会独自北归？

　　周作民1948年秋离开上海，是悄悄逃往香港的。南京政府金圆券政策出笼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李铭、周作民等银行家均是蒋经国关注的对象。9月11日，蒋经国传讯周作民，迫其交出外汇，并要求周不得私自离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周作民，随即派徐国懋前往南京，请张群、吴鼎昌设法相救，最后心有余悸的周作民悄悄离沪赴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章士钊等人受周恩来委托来到香港，游说由沪赴港工商界名人北回。于是，周作民派徐国懋回上海，作为总经理主持金城银行在大陆的事业。1949年11月，徐国懋北返，成为第一个经动员回到新中国的银行家。

　　徐国懋回来后，得到周恩来接见，并受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的欢迎。此后，徐国懋不断向周汇报共产党的政策，传递周恩来、潘汉年希望他回来的信号。但是，大部分金城香港的老同事不赞成他回来，上海去港的金融巨擘也劝他别回来，“生死之交”张群更是不同意他回来。对于北归，周作民依然顾虑重重。

　　就在这时，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也由香港北返。既是金城银行常务董事、又是周作民挚友的卢作孚北归，加速了周作民回来的想法，但他还在等待。他致信徐国懋：自己已准备回来，不过放心不下香港金城的头寸。当时金城港行的周转时有困难，他曾向香港中国银行商谈透支100万元，如果成功则可放心北归。香港中行则认为透支数额太大，须经北京总行同意。因此周让徐去北京找人民银行总行活动。

　　徐国懋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卢作孚，经卢通过黄炎培联系，约定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见面。南汉宸当即电告香港中行拨给金城港行500万港元，作为定期一年的存款。周作民闻此消息，“深感共产党办事气魄之大”，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下定决心北归。

　　1950年8月，周作民终于从香港回到新中国，次年9月，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董事长。1952年12月，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出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与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自杀的结局不同，周作民平安度过了“五反”运动，1955年3月心脏病复发去世，终年71岁。

　　(作者为本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