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J case: mourning of Japanese Pension

　　■　蔡亮

　　AIJ半数以上业务是负责日本国内企业养老金投资运作，因涉嫌伪造投资报告已成为当前日本最大的金融丑闻。该事件已经给日本社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啻为一场金融界的“3·11地震”

　　连日来，关于日本AIJ投资顾问株式会社(AIJ Investment Advisors CO.,LTD，简称“AIJ”)涉嫌伪造投资报告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俨然已成为当前日本最大的金融丑闻。AIJ半数以上业务是负责日本国内企业养老金投资运作，对外宣称主要从事衍生金融商品投资，买卖股票指数期权。截至2011年9月，共有124家企业的“企业年金”(企业养老基金)委托该公司投资管理，总金额达到1984亿日元(约24亿美元)，但日本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调查却显示其中的90%左右已经化为乌有。上述委托企业员工总数达88万人，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日本金融厅已勒令AIJ停业，然而该事件已经给日本社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啻为一场金融界的“3·11地震”。

　　AIJ事件发生的背景

　　AIJ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注册资金为2.3亿日元。2000年社长浅川和彦提议设立促进企业资产运用的投资顾问公司，2003年正式更名为AIJ投资顾问株式会社，2004年收购了一家外资经营的投资顾问公司。从那时起，AIJ开始与大量日本国内企业签约，获准用企业养老基金进行投资。截至到2011年9月，除了运输公司、建设公司及电力工程等中小企业外，安川电机、advantest等大企业的企业养老基金也委托该公司进行投资管理，委托企业总数为124家，资产总金额达1984亿日元。

　　能吸引这么多资金，一方面“归功”于AIJ自称的经营有道。社长浅川和彦经常在日本各地自夸其主要基金——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有方，基金收益率极高。浅川宣称，从2002年6月至2011年11月的基金收益率为245%，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日经指数大跌35%的情况下，收益率仍为7.45%。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浅川本人超强的交际能力。浅川原是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熊本分社社长，虽然在投资管理方面是个外行，但人际交往方面却有过人之处，加之长期供职于野村证券，有极强的人际网络。如社会保险厅官员石山勋退职后成立东京年金经济研究所(年金顾问公司)时，浅川当即出资1000万日元参股，并聘石山为AIJ的顾问，每年还支付600万～800万日元不等的顾问费。得到实惠的石山投桃报李，又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竭力向从厚生劳动省和社会保险厅“下凡”到一些企业的昔日同僚们推荐AIJ。所谓“下凡”是指一些官员从政府部门退职后到一些企业或基金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一种日本官场习俗。在石山的推荐下，共有47家相关企业与AIJ签约。此外，为了与签约企业培养感情，AIJ每年用于接待的经费即高达1000万日元。为此，日本《朝日新闻》指出，AIJ的干部及职员共11人，不但规模小，从业时间也短，但却能与如此多的企业签约，不得不承认浅川本人具有超强的“营业能力”。

　　AIJ并不直接从事投资信托业务。该项业务是由一家名为ITM的证券公司负责，社长由曾在山一证券任职的西村秀昭出任。但由于ITM证券90%以上的股份来自AIJ，彼此之间实际上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因此ITM证券的业务基本上也是在浅川的指示下进行的。

　　ITM证券将与AIJ签订委托合同的企业养老基金从信托银行转移到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户头上，然后再投到香港金融市场从事股票和债券衍生品的业务。然而从2004年3月，ITM证券从事投资金融衍生商品伊始，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AIJ却伪造投资报告，粉饰收益，并欺骗更多的企业与之签约。结果到2011年9月，该公司对外公布的1984亿日元资产总金额中的90%左右已经化为乌有，其中投资衍生金融商品一项便损失1092亿日元(约13亿美元)。目前，公司实际的资金存量仅为251亿日元(约3.09亿美元)，其中149亿日元(约1.83亿美元)用于投资事业协同组合，21亿日元(约2400万美元)是能够变现的海外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仅余81亿日元(约9687万美元)。

　　2012年1月下旬，日本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开始对AIJ及ITM证券进行调查，AIJ伪造投资报告的内情才大白天下。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日本金融厅随即于2月24日勒令AIJ暂停业务一个月。3月23日，日本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又以涉嫌欺诈用户为由，对AIJ位于东京的总部办公室展开强制搜查。与此同时，日本邮政改革和金融事务担当大臣自见庄三郎表示，“AIJ投资顾问株式会社因涉嫌向客户提供虚假资金运作报告已被取消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格”，他还指出金融厅已经勒令ITM证券暂停业务六个月。

　　AIJ事件发生的原因

　　AIJ事件被曝光后，日本举国哗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该事件牵涉金额特别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的资金多数为中小企业集中的“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牵涉面极广。据统计，委托AIJ理财的124家企业养老基金中有74家属于“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性质。按规定，企业养老基金出现亏空应由出资企业承担损失，但本已是勉强维持的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填补如此巨大的亏空，这即意味着该事件涉及的88万名员工将拿不到这部分养老金，退休后的生活也随之失去了一层保障。

　　如前所述，AIJ能在短时期内发展壮大，欺骗众多企业与之签约，除了社长浅川和彦善于人际交往外，最主要原因是其谎称基金投资的高回报率。浅川甚至宣称，AIJ从事的股指期权交易完全不受市场影响，请投资者放心。但这种丝毫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居然能够大行其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个中缘由与企业养老基金经营困难、日本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及“下凡”所滋生的弊端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是企业养老基金普遍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养老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国民年金”，也称“基础年金”，按规定全民均有义务加入；第二层与加入者的职业相关，主要包括企业工薪阶层都加入的“厚生年金”，公务员都加入的“共济年金”以及个体经营户自愿加入的“国民年金基金”三种；第三层是“企业年金”和与公务员职业年限有关的“职域年金”。

　　“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等公共养老金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监管下的养老金运营机构——“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GPIF)负责管理和投资，按照其运营规定，资产的六成以上须投资国内债券。投资国内债券虽然回报率不高，但抗风险能力较强，不太会出现投资收益大起大落的情况。截止2011年3月末，GPIF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规模约116万亿日元(约1.5万亿美元)，累计收益为11.3894万亿日元(约1500亿美元)，平均收益率约2.2%。公务员相关的“共济年金”和“职域年金”运营以安全为最主要目标，主要投资于国债等回报率低但安全的资产上，因此基本上也不存在投资亏损问题。相比之下，在投资方面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企业年金”。

　　日本的“企业年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的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是企业根据员工缴纳金额按1比1的比例补齐，然后一并存起来交自行管理或由具有资质的机构托管，到65岁时再按月发给员工。存起来的养老金有保值甚至增值的需求，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多把这部分养老金资产交给国家经营，保障利率为2.5%左右，而没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则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一般由多家中小企业根据地域或行业自发联合组成所谓的综合养老金，即“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

　　日本政府规定，“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的锁定经营保障利率为5.5%。但随着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峻，相比养老金支出量的逐年增加，上缴至基金的金额却在逐年递减，加之日本股市低迷，经营环境恶化，收益率不但很难达到5.5%，很多基金因缺口太大甚至难以为继。据统计，“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总资产约25.7万亿日元(约3200亿美元)，主要由595家养老金合作社管理，目前已有234家出现资金缺口，六分之一的合作社甚至被厚生劳动省列入财务状况危急名单。其中最为严峻的是纺织行业，按照现状发展下去的话，三年后其资金将全部告罄。另外，10年内资金枯竭的有19家，10～15年内枯竭的有45家，15～20年内枯竭的有39家。截至到2011年3月，其资金缺口合计高达7400亿日元(约84.48亿美元)。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养老基金不足部分应由企业自行填补，但中小企业大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了挽回损失，它们只好追求高利率，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衍生品。一般而言，日本政府要求企业养老金经营要分散投资，但有些委托给AIJ投资的综合型养老金竟占企业全部养老金资金的30%以上，最高者达近百亿日元。一言以蔽之，企业养老基金普遍面临的经营困难导致很多企业慌不择路，相信AIJ所谓高回报的宣传，而忽略了其背后是高风险的事实，最终落得血本无归的下场。

　　其次是日本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的问题。与公共养老金相比，日本政府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用限制相对较宽。1997年之前，当时的厚生省还规定“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的资产构成要求债券在五成以上，股票在三成以下，外币资产不超过三成，不动产信托投资不超过二成。1997年放宽投资限制后，上述数字很快变为国内债券20.7%，外国债券11.5%，国内股票31%，外国股票20%。200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放宽委托理财投资顾问的成立门槛，由认可制改为登录制，很快使得运营各种养老金的投资顾问公司达到了数百家。但在放宽运营管制同时，监管措施没有跟进。可以说，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为AIJ能够连续伪造投资报告，欺骗投资者提供了土壤。

　　最后是“下凡”所滋生的弊端问题。政府官员卸任后“下凡”到企业或基金会中担任要职原本是意图借此加大相关部门的支持，因此，很多“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的管理者由厚生劳动省和社会保险厅的卸任官员出任。但其弊端在于，一方面他们更加注重与原部门同僚之间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他们虽出身职业官僚却是金融和投资领域的门外汉，但又顶着专家的头衔参与投资。根据2007年实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推销有风险的金融产品，向专家型投资者说明时可以简化，如果企业养老基金的负责人自称是专家的话，可按专家对待。以此为背景，一方面AIJ有社会保险厅原官员石山勋的竭力推荐，另一方面在AIJ的宣传攻势下他们又不明就里，因此轻而易举地钻进了高利率诱惑之下的圈套中。

　　AIJ事件可谓是日本养老金之殇，其杀伤力之大目前尚难评估。一些市场人士已开始担忧，AIJ涉嫌欺诈事件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养老基金因资产不足而解散，并使得相关企业出现连锁性破产。为避免再爆出类似AIJ的丑闻，日本信托协会表示，今后养老金资产在海外以基金方式运作时，信托银行将介入进行直接审核，而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限制养老基金对任意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投资百分比，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在考虑重新把养老基金划归到非专业投资者类别，提高法律框架下对它们的保护。另外，金融厅已对日本全部265家代客操作资产管理公司展开调查。民主党领导层也考虑通过一些规范，如限制高风险投资及防护措施，来支持众多摇摇欲坠的养老基金。

　　AIJ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据统计，中国现有65岁以上老人1.3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9%，203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20%，与现阶段日本的老龄化程度相当。因此，AIJ事件对中国而言不啻为一个值得警醒的反面教材，从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首先，养老金运作“稳”字当头，投资需慎而又慎。养老金关乎全体国民的老年生活，动见观瞻，出现些许差池所带来的社会震动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即使是投资也要选择风险较低的带有政府背景的债券，如日本GPIF将60%以上的资金用于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等，虽然回报率较低，但安全稳定。

　　其次，养老金托管要“慎”字当头，不能放任不管。养老基金要由专业人士管理，避免出现外行充内行，轻易相信投资咨询公司的单方面宣传，全权委托行事。AIJ事件曝光后，日本金融厅要求对所有养老金投资咨询公司进行彻查，就是要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

　　最后，养老金监管要“严”字当头，发现漏洞及时填补。相对而言，日本的监督机制比较健全，但漏洞还是会被人利用，如AIJ先把钱转到开曼群岛，然后再投到香港的金融市场，从而使得其能够连续伪造投资报告，粉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