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获批 砸开中国金融改革大门
记者 郭璐 张庆源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获批，正好砸开了中国金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门，从地方政府到大型资本、民间资本都嗅到了下一个“蛋糕”的味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
直到3月最后一个星期前，多数市场人士眼中的“温州金融改革样本”还是一个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
而数日后，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正式获批，深圳、上海、天津三地金融改革亦相继发声。这似乎意味着，金融改革浪潮将在全国重要经济城市兴起。
抢跑地方金改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地方金融改革之火随即点燃。
一周之后，央行行长周小川率领央行调研组赴浙江温州了解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情况，并首次提出“温州金融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允许试错”的观点。
很快，4月12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24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见措施，内容包含多项金融创新之举，如展开跨境双向贷款试点业务、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扩大代办股权转让系统试点、促进企业跨境发债等。
有消息说，深圳金融改革早在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已基本成型，只是当时决策层并未对方案明确表态，因此被搁置下来。这次“旧案重提”，也是看准了金融改革的大趋势，顺势而为。
12日的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刚过，媒体就将《意见》的全文一字不落地登在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本来还有许多事项只是在筹备过程中，如今(《意见》)内容提前曝光，更是要尽快落到实处。”一位接近调研组的人士对记者说。
记者向深圳前海管理局问询得知，目前深圳方案正等待审批。
4月17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武汉参加湖北省资本市场建设工作会议时表示，应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解决一二级市场协调发展的问题，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三板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3天后的4月20日，天津也召开了金融工作座谈会。《天津日报》的报道说，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高丽出席会议并且作了讲话，他提出，“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他说：“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是应对严峻复杂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特别强调，“要找准角度，形成优势特色，加快建设金融集聚区，提高金融机构聚集度，研究建立北方要素市场交易中心、北方资本市场交易中心、北方融资租赁中心、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中心、国际保理业务中心等。”
其实，天津一直没有停止金融创新试验的脚步，金融以及涉及到城乡统筹的小城镇建设、土地改革这两大方面的改革内容，一直是十个综改方向中最为外界关注的方面。
这也是天津拥有综改专项方案的两大领域之一，在天津的金融创新专项方案中，囊括了全国艳羡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港股直通车”等改革事项。天津没有停止过对此项工作的申请和促进，而在眼下金融改革的大势下，天津也正在积极促成各项金融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天津在金融革新也在进行着多项发展尝试，在全国大兴金融背景下，天津为自己寻找的错位定位是：“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的目标定位”，关键词是“金融服务体系”和“创新基地”。
温州金改试验的星火快速传递。在不到30天里，金融高官马不停蹄地造访各城市调研，地方政府金融改革的构架也火速出炉。
这一态势的背后，也有各地区智库研究力量和媒体造势的角力。
深圳前海的金融规划，依托于北京一家知名研究所历时一年的研究课题，据设计方介绍，现在公开披露出来的只是方案很有限的一部分内容。
同样，在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中，也一直委托高校在进行研究设计。来自学术界的信息显示，在上海竞争中央“人民币国际化”等政策扶持稍显落后之时，相关机构紧急跟进商讨应对，在课题的委托上开始物色新的智力支持。同样的智力比拼也发生在珠海横琴等地。4月中下旬，广东省主管经济的副省长陈云贤在造访横琴后，专门提出横琴应立即拿出一套金融改革方案。由于时间紧迫，横琴将此方案委托给广东一家常年致力于离岸金融研究的著名高校研究所来开发。
金融新版图
在中国，金融中心的建设从来不乏各种蓝本。在温州金融试验区正式成立以前，各地方政府便开始探讨区域内金融中心可能出现的模样。上海浦东志在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天津滨海要建立北方金融中心，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海南海口等，欲争南方金融第一位置；在西部与中部，成都、武汉、西安都打出了建立金融中心城市的旗号。
有业内人士说，“在网上搜索金融中心城市，一下就能搜到十几个，似乎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能建立一个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往往都产生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通讯便捷与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城市，如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其形成不外乎两条路，一是政府有意识推动，二是当地经济不断壮大而自发形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
而从国内看，除上海长三角与广东珠三角这两大经济实力雄厚、金融制度相对完备的地区外，其他地区提出的建立金融中心城市的规划，几乎都是地方政府有意识推动的结果。
夏斌说，“在国家统一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下，各地方政府强调金融中心建设，往往是看中当地经济建设中资金筹措的问题，希望凭借建设金融中心而扩大存贷款市场、吸引大型资本的落户。”
在经济增速下调、投资动力下滑的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都需要非银行信贷类的资本来破除身上的资金紧箍咒。而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获批，正好砸开了中国金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门，从地方政府到大型资本、民间资本都嗅到了下一个“蛋糕”的味道。
“中国经济总量较大，有成立区域化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同时出于各地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建立区域金融中心也符合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有国家发改委专家这样认为。
而对触觉敏锐的资本市场来说，谁先抓住了这种不同寻常的脉动，谁就可能获得巨大的短期利益。就在一些地方金改政策框架初现端倪之际，浙江、深圳、上海、天津等区域概念股纷纷涨停。“金融改革概念股”一跃成为了投资者最新的追捧对象。
Wind数据显示，作为金改领头羊的浙江、深圳板块近日被游资炒作，4月10日至今累计涨幅均在40%以上，而随着上海、湖北、天津可能接棒金改下一站，这些板块的概念股亦表现出强劲的增势。
地方角逐金改，会给未来的中国金融版图带来怎样的变化？
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对记者分析，“上海的金融改革重点在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开展国际板、跨境结算，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天津的地理位置靠近北京，不能发展传统的银行业或保险业，因此将目标锁定在PE和VC，加上有近千家PE/VC落户于此，成为全国PE中心不是难事；温州地区民间资本雄厚，民间金融合法化与灰色借贷阳光化则是其改革的人心所向；至于深圳，由于其高科技发达、拥有创业板重要市场、金融人才汇聚以及靠近香港的多项优势，改革范围自然可以囊括多项跨境业务。”
“温州、深圳、上海、天津都在进行金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重点则各有不同，目前很难定义孰优孰劣。”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在沈建光看来，四地的金融改革呈现不同侧重，“比如，温州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其金融改革作为打破银行业传统的垄断、建立准入机制的试点，同时也将推进海外投资与个人直投等资本项目开放。”
“深圳与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与香港的广泛交流能够促进国内外人民币的流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海立足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天津出台的 18项措施，相对于温州和深圳方案，更加倾向民生。”
他认为，“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四地积极推进金融改革，表明决策层加速金融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未来可能陆续出台更多举措，以深化金融改革与支持金融创新。”
在这轮地方金改计划申报与获批的竞争背后，也能反映出近几年中国金融创新的一个趋势：改革已经开始从“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允许谁先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就要求需有研究设计蕴含其中。先前几年“金融中心”要政策、要扶持，所涉及的层面往往过于宏观；但金融实际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具体抓手，定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中心”、“私募股权中心”，并进入到操作层面。此番各方在方案披露上之所以如此敏感，对设计细节三缄其口，固然是在等待国务院正式批复，但担心竞争对手搭便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如同申请专利，恰恰从定位上规避金融中心同质化的遍地开花问题。
在各地涌动的竞争下，最终能够获批的方案肯定是有限的。“但这些获批的试点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军，对深化金融改革将有引导示范的作用，也对当前处于放缓趋势的中国经济有提振的作用。”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
自下而上的推力
“当前金融制度改革面临两大问题：实现利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暨南大学金融系国际金融系教授兼博导杨星说。
在她看来，我国诸如国债利率、回购利率等货币市场的利率已实现市场化，但存贷款利率仍处于管制范围，“我国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由央行决定，银行系统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通过管制存贷款利率来保证银行的利差收益”。
温州与深圳两大不同侧重的金融改革，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自下而上、倒逼存贷利率市场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的手段。
在温州提出金融改革方案中，“银行利率市场化”这一颇具触动性的意见被重点提及，尽管该观点在浙江省层面便被否决，但其“投石问路”的意义不言而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利率区域市场化在当前暂不可行。“如果温州将本地利率规定在10%来揽储，那么谁愿意将资金投去其他地方？”
“温州有良好的融资平台，民间资本雄厚，理论上有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但央行对此的看法还是比较谨慎，一是相对于某种金融产品的利率市场化，区域性利率市场化可操作性不强；二是某些银行逐利性很强，不排除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利率和银行息差不升反降，从而影响金融稳定。”中信证券相关报告的分析说。
“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这一观点短期内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是民间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金石。”报告说。
易鹏认为，“没有这样的倒逼行为，深化改革就只是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深圳改革范本则剑指资本项目的开放。
4月12日，深圳政府在当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将推行深港两地跨境双向贷款业务，鼓励前海企业去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如果此提议得到国务院批准，将对利率市场化形成巨大的利好。”沈建光认为。
在他看来，上述意见对于拓宽企业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具有积极意义。
“这是因为香港人民币利率是市场化利率，通常低于内地利率；通过向香港等境外市场融资，前海企业可以获得廉价资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同时也能促进内地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沈建光说。
此外，由于涉及资本回流，深圳前海的改革提议也同时打开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大门。
沈建光建议，在具体操作上，前海可以采取在本地结算中心与深圳结算中心两点交割，实行当天交割金额总量控制，来借以控制每日跨境资金进出总量，初期总量可以稍少，而后逐步放开。同时，不允许在离岸金融中心与境内其他地方或机构间的直接资金往来，而是全部通过结算中心间接进行。 “这种方法将拓宽境外资金特别是人民币资金的回流通道，提供了更多保值增值与投资渠道。在离岸市场上，有利于加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吸引力，做大离岸人民币存量，加强离岸市场的活跃程度；同时在岸市场上亦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改革，为国内企业海外融资提供契机、促进海外人民币回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沈建光认为。
与深圳一岸之隔的香港也对深圳金改颇为关注。香港金管局发言人对记者表示，由于方案尚未批准，金管局暂时不好发表任何见解，但仍保持着对事态发展的关注。
也许，来自香港市场人士的看法更能表明态度。香港太平洋国际投资集团总裁唐仪对记者表示，前海金融改革试点的建立，不仅可以促进深圳本地的金融发展，对港澳来说也可以形成互补，成为内地与港澳的桥梁，帮助更多内地资金尤其外汇进入港澳，推动三地的金融业发展。
央行决心
针对温州、深圳前海金融改革设计，资本市场与学术界因两大方案中涉及的金融制度改革而站在了相互对立的两面。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鉴于中央对本次金融改革试验的重视，利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可能在5年时间内形成。
不过，部分经济学家却提出质疑，认为利率与资本账户的改革带来的影响过大，恐引发资本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强烈动荡，因此不宜操之过急。
深圳市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人大代表文焕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现在讨论的不是谁是第一个吃螃蟹者的问题，而是次优理论的问题。怕就怕改革步伐太快，非但不能起到优化作用，反而使现状恶化。”
在近乎白热化的讨论中，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并没有表态。记者曾多方联系深圳前海、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所获得的答案基本是“请耐心等待国务院的批示”。
其实，决策层的想法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4月3日，证监会便宣布新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至500亿美元，人民币RQFII500亿元，而今年初这个额度为200亿元。之后，央行于4月16日宣布，从即日起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格浮动幅度，由0.5%扩大至1%。
同样是16日，外管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目前，强制结售汇政策法规均已失去效力，实践中不再执行”。
4月17日，央行发布一项调研报告更明确表示，“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三者是循序渐进、协调推进的关系。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正处于难得的机遇期，应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基本开放，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
这种呼声在海外市场上尤能得到体现。4月，伦敦首次由官方层面宣布将成立海外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并与香港、新加坡三地共同推进人民币境外结算业务。伦敦金融城报告指出，伦敦市场上人民币存量已达到109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已初具雏形。与此同时，汇丰银行以2倍超额认购率在伦敦发行了首批人民币债券。
“这可以看作是对现行金融体制的松绑，最可能的方案是先批准区域性资本账户的开放，然后由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内部利率市场化。”暨南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兼博导杨星说。
这种分析与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的消息有吻合之处。《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日从接近金融改革方案设计的相关人士处获悉，部分与境外人民币市场息息相关的地区正在构建离岸人民币业务试点。
例如，海南正在打造以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为导向，促进其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珠海横琴亦正准备在CEPA框架下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打造以在岸/离岸人民币结算岛为主题的一系列的金融创新，这些方案意味着广东以及沿海等地将可能尽快打通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
(本刊研究总监史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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