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登堂入室，身居庙堂，参议政事，是国家政治生态的巨大进步，但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是否真正做到了公心大于私利，其二是否真正发挥了参政议政的功能，而非仅是象征性地表达。

　　■文/马 宇，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眼看着“傻子瓜子”的创办者年广久被抓被放，甚至惊动最高领导定夺；辩论着雇用几个人算是剥削，8个就是分界线；直到可以把民营企业家算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中共党员；再到让民营企业家登堂入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参政议政了。粗略一看，中国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人大、政协头衔的已经不多了。毫无疑问，单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民营企业家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就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宗庆后的提案

　　但本文不想进行这样的宏大叙事。仅想从一个案例看几点小问题。

　　宗庆后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人物，同时也堪称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其资格老，已经两届10年了；其次是其真参政议政，10次人代会共提出议案和建议124项(条)，是最积极建言的民营企业家之一；第三则是其提案和建议颇具代表性，值得作为案例来加以剖析。

　　2003~2012年，宗庆后在10次全国人代会共提出议案和建议124项/条，其中议案9项，建议115条。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新闻等领域，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但我们需要问的是：

　　其一，作为人大代表，宗庆后是否做到了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

　　其二，参政议政是很复杂的工作，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是否有能力、有时间尽职尽责？

　　近年来最著名的涉嫌“夹带私货”的议案和建议之一，就是2007年的《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议案》。但恰恰就是这一个，体现出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公心与私利冲突。

　　众所周知，当时这个议案提出的背景，是宗庆后和达能正为娃哈哈股权和商标纠纷争执不下时。从合同、契约的角度讲，宗庆后无疑站不住脚，说自己签合同的时候不懂、达能设了圈套之类等说法都不可能让宗庆后占有法理优势，而只能激起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御外侮于国门外之义——但这也恰恰是宗庆后成功的地方。宗庆后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包括对于舆论的，也包括参政议政的，来对达能进行回击。

　　回击的最主要手法就是避实就虚，回避具体的合同、法律、商业问题，而引向外资与民营企业之争、中外之争、国家民族利益之争，宗庆后摇身一变从违约者变成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于是国内群情激昂，对达能的“阴谋”和“卑劣”人人喊打，并掀起了一股敌视跨国公司、无视法律(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尊严和商业信用的浪潮。所以在当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宗庆后也就这个方面的议题提出了议案。

　　在这个议案中，“案由、案据”是“外资并购……导致许多重要行业或龙头企业被其控制”、“这些外资利用其控股地位，说撤就撤，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这样没有具体论据但却有定性判断的表述，“方案”中也有“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违约解套的解决办法，最后的结局也果如宗庆后所愿，随着国内舆论对达能的围剿，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宗庆后一边。虽然过程中还出了疑似达能主导的宗庆后偷漏巨额个人所得税风波，但宗庆后还是赢得了这场股权和商标之争的最终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宗庆后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有没有发挥作用？包括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一事，如果没有人大代表的红帽子，是否可以补税就能轻易过关？毕竟，即使是达能举报，只要证明偷漏税不是栽赃陷害、无中生有，法律就不应网开一面。从这个角度讲，很多人，不管是参政议政的企业家本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把企业家的人大代表身份当作“红帽子”、“护身符”，也不是没有道理。

　　根本在制度设计

　　当然，在某些时候，民营企业的正常、合理诉求本就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让他们参政议政，不就是让他们表达的吗？首先表达自身、自己代表的群体的利益，然后再考虑全局、国家利益和其他群体利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是正当的、合乎规则的。

　　而且，民营企业家的自身诉求，并不一定与公共利益冲突，相反，在目前状况下，民营企业家还是总体向上的阶层，代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其基本诉求和利益是符合大的公共利益的，比如近年密集的关于民营企业税费、融资待遇和经营环境改善等提案和建议，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只是，通过参政议政身份地位保护或者实现个人私利，也应有个界线，比如在法律范围内、不侵犯他人利益、受选民监督等。

　　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能力也很重要。总体说来，由于基本素质、所处环境、视野思路等原因，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能力在目前的两会代表委员中，还算是高的。最大的官员群体由于利益局限和体制惰性，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正面效应在衰减甚至趋向负；文体界的代表委员则多半是考虑到其“代表性”、专业成就和知名度，选取了一堆文体明星花瓶，但多半为美其名曰“学习”的打酱油者。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由于其在现阶段中国环境中的先进性，其自身诉求更与发展大势吻合，对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也更具有先进性和建设性。而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宗庆后无疑又是极为敬业而且更为“职业”的。这从其每年10多项的议案和建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观察研究宗庆后历年的议案和建议，也很有意思：涉及面广，较为规范，有一定深度，但也不乏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甚至是误导的。让我们看看宗庆后2012年的部分议案和建议：

　　《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建议》、《关于税制改革的几点建议》、《关于银行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建议》、《关于调整进出口与引进外资政策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及建设长效保障机制的几点建议》……

　　通过题目即可知其内容，也可知其角度。不得不说，真是难为了年逾六旬、掌管着上百亿企业资产的宗庆后先生了！如此广泛的范围，如此专业、高难度的问题，宗庆后是否做过专门的深入研究，从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是做研究的，深知要把所有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把握准确，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几乎不可能。一方面，宗庆后确实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对其专业素养、议案和建议的合理性、操作性与价值，却不能不抱有怀疑的态度。

　　比如其在2009年的《关于规范新闻媒体运作的建议》。宗庆后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整顿媒体队伍，提高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素养；第二，加强对媒体的纪律监管和社会监督。

　　这样的建议，有任何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吗？这不仅是在浪费国家的参政议政资源，更暴露出参政议政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两会的功能定位、人员构成、职责行使，等等。

　　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有正面积极意义，但作用有限，更多是象征性的。民营企业家乃至其他群体的广泛、深入参政议政，还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待人大政协等机构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