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确切地说，他们只是“谋政”，抑或“谋权”。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文/吴晓波(微博)，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出版人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甚至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

　　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

　　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清史稿》536卷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实际上，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恰好戳住我们要讨论的要害，那就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商人参政议政的目标从未改变过——他们依附政府，只是乞求取得经营特权，而从不企图改变或建立一套利于工商、利于自身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中国商人深信不疑的保全之道，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自己变成政府的一分子，从体制外的“乞讨者”转变为体制内的“拥有者”。

　　从这个角度，历史上的中国商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确切地说，他们只是“谋政”，抑或“谋权”——追逐特权，是流淌在中国商人血液里永恒的基因。

　　政商关系的四个困局

　　国学家钱穆曾提出，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二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商鞅变法”为极致，并奠定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得以维持的根基。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

　　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其四，如果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传统的重压下，中国商人本能地把自己弱化了，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兴趣和能力，“附政”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手段。

　　平等是议政之前提

　　叙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

　　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或许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探讨企业家的议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