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有些问题不会因为进入2012年而过时，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行的“臃肿病”问题，即银行资产规模持续膨胀，由此带来的再融资一波接着一波。

　　通过股权融资也好，通过次级债融资也罢，面对银行业再融资的大抽血(2010年2700亿元股权融资、2011年2900亿元债券融资)，有人戏称中国的资本市场为“银行市”。一般预测2012年中国新增信贷依旧会高达8万亿元左右，上市银行亦会有超千亿的再融资需求。

　　源头是2008年后“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它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贷款盛宴，几年间中国银行便成为了庞大的“恐龙”、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也正是由于银行体量变得庞大，食量也随之增加，因此也就有了坐拥丰厚利润却不但不能分红反而还要再融资的尴尬局面。

　　表面上看，银行再融资是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问题是，现在市场对再融资越来越不能承受，由此人们想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将信贷资产转出表外，打包再分割后，出售给其他投资者。让分母变小，从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借此收回资金。

　　实际上，“中国式”的资产证券化创新早就悄然开始了。2005年就曾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试点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但普遍认为，当时的资产证券化完全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种推动，银行全然没有参与的积极性。而如今，银行却成为了信贷资产证券化最积极的诉求者，其中缘由若何？信贷资产证券化真能化解中国银行业的“不可承受之重”吗？

　　一问 真能瘦身？

　　“瘦身”是外界对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服药期望最高的疗效之一。但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袁增霆告诉《英才》记者，“最近20年，美国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美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来没有瘦身。”

　　袁增霆坦言，信贷资产证券化只是一个融资工具，银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卖出去获得再融资之后，资金不会就此封存起来，而会重新发放贷款。袁增霆认为，补充资本金是一个动态概念，当银行感到资本金紧张时，需要再融资；而当它感觉资本金宽松了，剩余的资本金就会立马拿出去贷款，赚取中国当前高达3个点的存贷款利差。

　　在高利差的环境里，银行永远会有放贷冲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只能够助其调节贷款结构，而不能减少其贷款规模。

　　因此，真正能够限制银行贷款冲动的是消除过高的利差。当前，存款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了，这种管制的利率制度已被诟病很久，但利率市场化始终未能完全实现。一位

　　不愿具名的银行业分析人士告诉《英才》记者，“当前银行是寄生在整个政策红利之下，如果利率真的市场化后，银行会很惨。”

　　而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初衷，袁增霆告诉《英才》记者，它首先是一个政策工具。因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整个过程既要担负银行贷款管理成本，也需要担负市场发债成本，其总的交易成本要比直接贷款或者直接发行债券都高，因此资产证券化背后其实多少都要有政策支持。

　　比如，美国主要证券化的基础产品为住房抵押贷款，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宏伟政治目标，支持着房地美和房利美一边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住房按揭贷款并证券化，另一边以近乎政府信用的级别，将这些债券出售。而欧洲国家的主要证券化基础产品为中小企业贷款，也与欧洲国家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相关。

　　二问降低风险？

　　过去三年银行新增贷款规模超过20万亿，伴随着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形成的信贷资产，尽管目前看来不良贷款率保持历史低位，外界还是很难不担心这些资产的风险。

　　这也就有了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银行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去的观点。不过，在2005年建行试点资产证券化时，信贷资产包分成了A、B、C三个优先级和次级贷款证券，其中次级贷款证券的持有者正是建行自己，即建行实际上把风险最大的资产包留给了自己。

　　这也许是监管机构处于防范银行“道德风险”采取的一种方式。因为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后，如果银行完全不须对这些资产的风险状况负责，就很容易诱发银行的欺诈行为，比如把不良资产粉饰成优良资产。

　　社科院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也告诉《英才》记者，虽然信贷资产包从银行表内转出，银行可能还会被要求对资产承担一定的信用担保责任。

　　据袁增霆向《英才》记者介绍，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起诉了很多银行，并于2010年出台的《杜德-弗兰克法案》中就规定了对整个资产证券化流程的追索，如果发现银行金融机构有欺诈行为，这些机构仍旧必须担负责任。

　　中信银行总行金融专家刘维明从盈利角度分析认为，在银行把信贷资产转出表外之后，实际上就让渡了信贷资产的利润，利润降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的下降。

　　一位市场分析人士告诉《英才》记者，仅从银行把风险信贷资产从表内转向表外这一操作来说，银行客观上可能会减少风险，毕竟分担风险的主体多了。但是从银行主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分散风险的动力是不足的。

　　“没有一个银行行长会出于风险的考虑将信贷资产转出去，因为行长盯的是利润。”以上人士表示。比如，一个贷款原来的价值是100万元，后来考虑风险后价值变成了90万元，如果要将这个资产打包后卖给投资者，扣除中间费用，就只能卖80多万元了，虽然风险转出去了，短期损失反而超过10万了。

　　“如果银行将资产都转出去了，从哪里盈利？中间业务的手续费太薄了，只有千分之几，而利差则是百分之几的级别，盈利能力差一个数量级。”以上人士对《英才》记者说道，“不到利率市场化那天，谁都不愿去做。”

　　不过袁增霆认为，如果银行在信贷资产转出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财政提供的支持，资产证券化是可以为2008年以来的刺激政策做一个退出机制的。与刺激政策相关的大多数贷款是中长期贷款，虽然刺激政策结束了，但这部分贷款还需要持续下去，短期无法收回。通过政府财政的支持，银行就有动力将这部分资产转出，风险也能由此得以分散。

　　三问制度创新？

　　银行不可能不知道资产证券化解决不了其“瘦身”问题，而且短期银行也没有足够动力通过资产证券化分散其风险，但为什么银行又是当前资产证券化最积极的呼吁者？

　　“2005年时的银行资产证券化试点是行政力量推动的，象征性地弄一个，但中国还没有走到那一道坎儿。而现在到了那一道坎儿了，即使有些法律监管的框架都没有到位，但是证券化这个活动已经大规模开展起来了。”刘煜辉对《英才》记者说道。

　　刘煜辉所说的证券化活动即是过去两年在银行业中暗流汹涌的银行信托贷款，而刘所指的那道“坎儿”则是银行所面对的金融环境。2005年银行面临的是流动性(资金)过剩，贷款资产是资源，而“4万亿”投资刺激之后，整个局面反转了，银行对资金产生了几乎无度的饥渴，资金成为了资源。

　　或许这就是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真实目的所在，不是为了“瘦身”、不是为了分散风险，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赚取更多的利润。

　　“银信合作实际上是银行为了留住客户，现在有客户来找我贷款，客户很优质，没有额度了怎么办？”一位金融分析人士告诉《英才》记者，“一种途径是把一些资产通过信托产品卖出去，腾出一些额度来给他贷款；另一种途径根本不用进银行资产负债表，直接通过信托平台发行理财产品为客户获取资金。”

　　银信合作成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影子银行”，而且这些资金往往流向房地产开发贷款和项目融资，收益率和风险同样高。

　　银监会及时发现了其中隐藏的风险，从2010年7月开始限制银信合作业务，要求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占银信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并要求，银行在2011年12月31日前将表外银信资产转入表内，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同时大型银行按照11.5%、中小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金。

　　虽然12月31日已过，但转表完成情况目前尚未揭晓，实际上市场对需要转表资产规模的估计也不尽相同，除去一些到期的资产，须转表资产或在4900亿元上下。

　　四问收益分享？

　　尽管银信合作业务目前已被纳入严厉监管之下，但银行在银信合作业务中表现出来的角色颇令人玩味。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设计初衷中(正如当前国务院已经批准的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融资者(政府支持的对象)会从中获得收益，因为资产证券化促进了其从银行借款的便利性，而投资者则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银行则只充当管理、服务的角色，由此收取手续费。

　　但据《英才》记者了解，即使是在以上提到的第一种合作途径中，银行虽然将资产转到了表外，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对该信贷资产的大部分收益，其中往往有回购条款。

　　《英才》记者还了解到，银行在整个银信合作业务过程中占据着绝对强势的角色。表面上，银行充当的是“顾问、咨询”角色，收取手续费，但是整条银信合作业务链条都控制在银行手里：链条的两端——融资方和出资方都是银行的客户，中间借信托作为平台；同时整个贷款项目的征信调查、信用评估包括发行都是银行亲力亲为。

　　“本质上讲，银行是爷，信托是孙子，就是爷借孙子的表走一下，我挣10块钱，给你两毛钱买个冰棍。”银行分析人士对《英才》记者说道。

　　现在信托的资金成本一般在8% -10%(也就是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收益率)，而融资方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则高达15%-18%，中间就有7-8个百分点的利差，银行获得其中的4-5个百分点，给信托1-2个百分点，剩下的走费用。综合起来看，投资者、银行、信托共同分了融资方的一杯羹。

　　常识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15%-18%的贷款利率意味着这些贷款有着较高的违约风险。按照规定，如果发生违约，投资者将承受所有风险。

　　银行分析人士告诉《英才》记者，“高融资成本是不可持续的，但它不一定出现坏账，信托产品都是通过银行发行的，投资者不会想我购买了哪个信托产品而是我在哪个银行买的产品，所以真出了事情，银行可能会从其它地方把钱拿过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