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回顾我的2011，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想到的是“思想碰撞”。

　　这一年，中国慈善业发生了很多事情，从陈光标的慈善行为到郭美美引爆的红会信任危机，再到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违规投资等等，围绕这些事件，各种思想意见交汇、碰撞。作为业内专业人士，我几乎对每件大事都发表了看法。

　　年初，陈光标以其一贯的高调，赴台散钱。当时媒体采访我，我说引用中山大学朱建刚教授的话，“这种行为是对穷人不可抗拒的暴力”，是牺牲受助者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虚荣。后来，陈的诚信受到质疑，但迟迟未有第三方介入调查。在各方意见胶着之时，5月初我发表文章，认为陈以个人身份进行公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合法性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且，我始终认为陈光标把慈善当成了个人的消费品，透支消费了慈善。

　　几乎同期，中国社科院推出《2011慈善蓝皮书》，刊载了我的《“巴比慈善晚宴”刺激中国富人慈善理性》一文。我很欣慰地看到，抛开是否“裸捐”、捐多少这类问题，“巴比宴”事件中，中国富人对于理性慈善似乎有了前所未有的共识。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翻译成英文，发到美国总部。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富人慈善的最大问题不是捐款少了，而是社会要求他们急功近利、不计效果。为此，6月我专门撰文呼吁富人慈善宁缺毋滥。在当下，中国富人要先做好企业家，再做慈善家，这才是国人的福分。

　　年中，郭美美“粉墨登场”，牵扯出商红会的博爱小站项目。这一项目利用市场运作实现人道主义，本身没问题，但存在“创新困境”。投资30亿元，建3万个博爱小站、惠及1.2亿人口，在我看来，这是天堂的设计，不适合在人间做。因为一切都是理想化的，无通道成本。其实，光是把通道打开、得到所有相关部门的支持，这个成本都不止30亿。

　　8月份的慈善总会虚开发票风波，实质是官办慈善的垄断危机。40个工作人员，一年接受捐赠六七十个亿，开出4万余张发票，怎么可能做好监管？这是慈善资源的极度垄断。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的草根组织却苦于无米下炊。这种不公平显然是有问题的。

　　青基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是“躺着中枪”。项目设计、管理上均无问题，争议在于在卢俊卿(微博)的产业是否有原罪、24岁的女孩能否担任秘书长。虽然青基会的管理不能说完美无缺，但这是很好的、很国际化的公益项目。打倒中非希望工程，不是国人的荣耀，而是国人的耻辱。

　　进入9月，河南宋基会被爆出借商业医保放贷。从根本上看，河南宋基会完全是角色错位：做的是商业机构的事，又利用了慈善机构的品牌和公众的信任。这是非常恶劣的。除了发表这样的判断，我还主张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千万不要伤及那些无辜上当的投保人，建议由保险公司整盘收购，继续为投保人承诺保险。

　　在上述问题上，我始终坚持用专业的判断去分析。期间的讨论也牵扯出数年前我在青基会投资的旧事，一场计划进行的对话后被叫停。我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说明，在当时零成本运营和资产管理的压力下，希望工程是需要投资的，而且总的来看，当时的投资是盈利的。

　　其实，今年慈善领域频发的事件，涉及到了两大问题，一个是慈善机构的透明度问题，另一个是公益与商业合作的问题。

　　关于“透明”问题，截至2011年年底，基金会中心网站已覆盖97%的基金会的本年度财务信息，以及50%的基金会的项目信息。这是非常大的突破，河南宋基会的问题就是从这里被发现的。民间发起的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势必会对红十字会系统、慈善总会系统的信息公开起到示范作用。

　　而对于公益和商业的合作，社会持有不同的看法或是模糊的认识。似乎一粘商业活动或商业合作，慈善组织就要变质，就会侵害公共利益，陷于不义；一些原本想为慈善做点好事的企业，或富人企业家，不得不违心躲开慈善，唯恐善遭恶报，引火烧身。公益组织的行为应该规范，公众的意识也需要引导。年末，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32家基金会共同签署了《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我们将努力使“九大准则”成为业界自觉的行为规范，并且让公众认识到，公益不是不能够与商业合作，关键是必须明确哪些是应该支持的、哪些是应该反对的。

　　这一年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11月，我勾画过一个《中国慈善体制改革路线图》，针对慈善体制的问题，提出11条解决措施。我认为，从政府层面看，应该从法律上确立慈善的民间属性，支持公民创办慈善组织，并且打破慈善资源的垄断、改变慈善资源从民间流向政府的局面，同时重建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权威、实施普惠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慈善组织而言，需要加强内部治理、建立完善慈善行业的自律机制，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每个公民而言，要认真行使自己作为捐款人的权利与义务，用脚投票，形成推动慈善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但我觉得，在当前的慈善乱象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就是要有先进的慈善理念作为指引、良好的慈善文化作为环境，慈善事业才能健康理性地发展。

　　目前中国慈善发展的主要困境在于体制。但单从体制突破，困难很大，周期也比较长。12月8日，我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起，与正在北京访问的比尔·盖茨就中美慈善的很多问题交流了一个半小时。我谈到，对于中国慈善而言，现实可行的选择是寻找技术路线，从局部突破，进而影响体制的改革转型。具体有三条技术路线：

　　一是从慈善组织的信息化入手，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披露平台，以此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给公众参与与监督创造条件；

　　二是提高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不光鼓励富人捐款，更要教会他们如何用好捐款。中国草根NGO登记注册正逐步放开，当面向基层、服务社会的组织大量涌现时，社会投资缺乏，资源瓶颈就会愈发突出，这就需要推动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变成社会投资机构，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变成社会投资家；

　　三是培养和吸引大批专业人才，每年增加二三百家非公募基金会，连找二三十名懂基金会运作的合格秘书长都有困难，人力资源瓶颈的突破也是当务之急。

　　梳理我的2011年，我的很多观点都与所谓“主流意见”相左，甚至被“拍砖”。用“思想交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越来越感觉，慈善这个行业在社会上缺乏尊严，这很可怕。但我的本性是不轻言放弃。在外在压力、质疑和期望前，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证明自己。我现在要为这个行业的尊严而奋斗、而坚守。相信数年后，我的看法终将被公众接受，因为社会需要专业的意见。

　　(采访  |  赵晨   胡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