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疯狂的石头》的周智勇在和资本闪婚闪离后没能做成自己的导演梦，但他也从中获得了与投资人换位思考的宝贵经验。

　　文/赵杏儿

　　2010年6月18日，CCTV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节目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来上海电影节“钓大鱼”的年轻人。画面中出现的是一个将眼镜反挂于耳、戴在脖子后面的瘦高年轻人周智勇。

　　每年6月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了帮助发掘电影新锐导演，专门设立了为电影项目与资本对接的创投会。这个年轻人即将执导的电影处女作《钓大鱼》就是上海电影节创投项目选中的入围作品之一。

　　在这之前，周智勇曾经参与创作了《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等一系列电影的剧本——其中《疯狂的石头》被认为是一个能把文艺青年和都市喜剧气质结合得相对完美的范例，它的。

　　在接受采访时，周智勇说了很多有趣的大实话，显露出在《疯狂》系列中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比如在有了上影节的创投项目交流平台之后，创作者“终于不用抱着孩子在家里等，可以妈妈和孩子一起来”；“鱼太多了，可惜没带网”。

　　他的《钓大鱼》也延续了自己所擅长的喜剧风格。周智勇的剧本描写了3个外地人对3000个渔民扬言讲在3天之内抢劫小岛上唯一的信用社。面对这样一场“事先张扬”的抢劫事件，渔民们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战。然而，当抢劫之日到来的那一刻，3000个渔民才恍然大悟，这是3个外地人“声东击西”的阴谋。

　　2011年上映的韩杰的《Hello!树先生》以及张猛的《钢的琴》就是2009年上影节创投会的入围作品。其中，张猛的《钢的琴》在东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等电影节上获奖和获得提名无数，成了2011年口碑最好的电影之一。但《钓大鱼》却并没有那两部影片的好运气：在2010年上海电影节结束后，《钓大鱼》剧组风风火火开始选景、确定演员，半年后，剧组突然解散，项目流产——这个原本是由周志勇开发、自编自导的电影项目，现在的版权所有者被变更，周智勇仅拥有编剧署名权，项目被资方带走并无限期推迟拍摄计划。

　　“当时我确实很郁闷。”在没钓成大鱼的一年半之后，周志勇开始能够理智地面对这件事：“我后来想想，觉得这个事不能光怪资方，出了问题应该是双方各担50%的责任。”

　　1. 糊涂钓大鱼

　　我第一次见到周智勇的时候，是2010年的盛夏，当时他刚从上海电影节凯旋归来，领着剧组驻扎在海淀区龙翔路的糊涂宾馆。这个宾馆是诸多电影电视剧摄制组的驻扎点，《赵氏孤儿》、《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组都曾在这个宾馆里短暂盘踞。我陆续经过的几个房间门上贴着打印有剧组名字的A4纸。802房间的门虚掩着，《钓大鱼》的主创人员正在里面忙碌。

　　周智勇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光着脚盘腿坐在沙发上，在我进门之前他刚刚又在网上看了一遍自己接受央视采访的节目视频。他因为说话太多嗓子有点哑，这是上海电影节创投会火爆盛况给他留下的纪念品。在那个汇聚了中外投资方、制作公司及专业媒体等各方代表的业务洽谈会上，20个项目组挤在大厅里，每个项目组只有一个小桌子和几把椅子。“我的制片人说到嗓子都哑了，周围全是人。”周智勇去临近的项目组借椅子，但被断然拒绝了，“那个艺术片导演都急了，跟我说‘我们这一会儿还来人呢！’”

　　结果一下午，那个项目组没有一个人光顾。

　　“我很骄傲，但又很难过，如果我不转变思维的话我可能就是他了。”周智勇在1999年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的时候，还是一名立志做艺术片导演的文艺青年。“等到我35岁了，我发现我有何德何能做艺术片啊？艺术片需要对人类发问，我现在连对自己发问都回答得很困难。”

　　中国电影的现实和投资人的爱好迅速校正了周智勇的理想——后者显然更青睐商业片。国内电影市场的投融资渠道目前主要氛围有四类，分别来自政府投资，银行贷款，风投私募基金以及业外资本。其中，政府看重知名导演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力，通过投拍电影达到为城市塑造品牌、推广和营销的目的。丽江市政府与张艺谋合作《千里走单骑》，唐山市政府甚至为实际投资8000万的《唐山大地震》出资45%。与此同时，业外资本也在积极介入电影业，2010年以来上海东方传媒(SMG)、湖南电广传媒、江苏广电总台等积极参与电影制作。乐视网、优酷网、土豆网等不满足于做播出平台，直接介入传统电影制作环节，投资拍摄《决战刹马镇》等影片。

　　“圈内资本对年轻导演的选择是十分苛刻的，我也经历过那个痛苦的被选择过程。”周智勇在考上中戏之前是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生，虽然英文不怎么样，但很会察言观色：“谁都想把钱投给那些有名的大导演，但人家不缺钱；再往下那些小的、新的、年轻的导演，资本对他们又缺乏信赖。”

　　在2010年上海电影节举行的“新坐标：华语电影，青年制造”产业论坛上，有“地下电影教父”之名、发行了《盲井》等青年导演电影的春秋院线总经理吕建民就大吐苦水：“我合作过的十几个青年导演中，很多都自我标榜，说看过一万多部DVD，可这些人真正做起事来太自我，一句没灵感就可以把一个团队的活儿晾下。”吕健民甚至放言说他不愿意再跟青年导演合作。

　　“而银行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北京银行中小企业事业部副总经理徐毛毛直言不讳：“银行对于企业的财务要求非常严格，以确保其具有还款能力，并会通过传统担保、无形资产担保、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方式将风险降到最低。”从2006年到2010年底，北京银行在4年里累计发放文化创意贷款170余亿元，另外几大商业银行也推出了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贷款产品。但这些银行贷款产品的受益者都是华谊兄弟、博纳影业、海润影视等大型影视公司。

　　这些大型影视公司还是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宠儿。“我们投资博纳影业也是看中了他们的发行资源和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经纬中国副总裁胡海清(微博)说。在他们投资入股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博纳就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微博)上市。

　　“风投和私募一直更倾向于对大型电影企业的股权投资。”《东成西就2011》出品方之一凯视芳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王大勇曾经也是一名编剧：“道理很简单，投资方在进行单片项目投资时，每次都需要评估导演、剧本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并且，靠电影票房作为投资的回收途径过于单一，风险很大；但如果你针对电影企业做股权投资，对公司拥有的资源和以往的业绩进行评估是更容易操作的。”

　　这样一来，大量的资本在向少数大型公司和一线导演集中靠拢，而新兴的中小型电影公司经常被苛刻的财务审查制度以及缺乏成功作品被挡在了金主的门外。让王大勇感到特别讽刺的是，“那些貌似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救星，却拯救不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靠谱的钱，有时候能帮年轻导演拍出第一部电影。”

　　周智勇在2010年成立了晴朗剧本创意社，团队的20名成员各司其职，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对外合作以及投融资谈判都有专人负责。从一开始，他的这个公司看上去就很有商业范儿。他在802房间的一面墙上贴了很多用红笔绘出的分镜头插画，还配有文字说明。“我给我的第一部电影取名叫《钓大鱼》，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用一小块诱饵放线钓鱼，做着以小博大的赌博。”周智勇作编剧的时候并不需要为投资着急，但一旦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开始意识到片方与资本近身肉搏时的残酷：“我不缺钱，但我缺大量长期安全的钱。”

　　“我最浪费不起的就是时间，”2010年夏天周智勇就像一张被自信和才华撑得满满的弓，大声对我说：“我今天可以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也许过两年做大了我的时间成本被裹胁了，就没工夫讲这些了。”

　　周智勇喜欢厦门，这是一个晴空万里，阳光温暖，充满古旧建筑的海滨城市，也是《钓大鱼》选取的拍摄地点。他希望这个发生在海岛上的故事能让观众快活。但当周智勇用他的编剧天赋描绘电影产业时却是另外一幅阴云密布的景象，“在迷雾中，大家都能听到数钱的声音、叫好的声音，看得见影影绰绰的红地毯，有带着钱的人走进来，也有寻找钱的人，里面也不排除有抢劫的人。但最痛苦的是有需求的人互相找不到彼此，我喊得声嘶力竭，他们也在声嘶力竭地喊：‘人呐？！’”

　　“导演导演，试镜的演员来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断周智勇。

　　2. 各打50大板

　　“《钓大鱼》喜获成功，导演周智勇游泳”一张“京华实报”的头版被装裱在镜框里，摆放在周智勇家里的书柜上。但这是一张从未发行过的报纸，是朋友们送给他的一个PS出来的礼物。实际上，《钓大鱼》不但从未上映过，甚至都没有开始拍摄。

　　时隔一年半，再次见到周智勇，他对我说的的第一话是：“我决定当导演是在2010年的4月1日愚人节，这有一个黑色幽默的解读。”

　　事情就像他写的剧本一样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钓大鱼》最终确定的投资方是一家从未涉足过电影产业的业外资本，投资规模为800万人民币。2010年9月中旬，就在剧组准备开机的前几天，投资方在支付了第一笔创作人员的订金之后，第二笔大额款项未能到位。两个月之前与资本的“一见钟情”迅速开始降温。

　　“在和投资方接洽的最初，我们都觉得双方是特别有才华、热情和艺术感的人，”按周智勇的话说，他和投资方“闪婚”了。

　　“之后就是蜜月期，都电光火石了，你肯定不会去想对方的各种问题，谁关心你多高啊，是什么学历啊，这些都无所谓了。”但当投资方第二笔款项未能到位的时候，周智勇意识到感情裂缝出现了。

　　在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蜜月期”里，投资方如约将第一期款——创作人员的定金打入周智勇的帐户，这期间周智勇完成了建组、选景、选演员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但理智期一到，就开始琢磨对方了。

　　投资方在停止打款后，对周智勇的导演才能提出了质疑。“当我向投资方提出关于资金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我没有才华，可是才华如何被证明呢？”不光周智勇需要面对这一疑问，那些与投资方博弈的青年导演们也需要回答这一难以考量的问题。

　　“资金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但才华是一个虚拟命题。”但周智勇发现最后还是要向资本投降，投资人手里的是辛苦钱，他这里的收益则是未知数，加上对方对电影所知甚少。“其实我不觉得有靠谱和不靠谱之分的资金。我见过的有房地产商、能源商、国企、私人老板、富二代、闲置资金，还有影视基金，风投也谈过，这些所有的投资方的担忧在我眼里看起来都是对的，”周智勇在一年后已经能够以相对客观的心态来看清投资人的心态得：“目前市场上这些新进入的投资人的普遍特征是他们对电影这个产业非常看好，但同时又缺乏专业判断和安全感。”

　　“我刚开始也认为他们不靠谱，后来发现在他们眼里，其实我也不靠谱。”

　　为了挽救这个项目，周智勇曾经试图通过二次融资将投资方所占的份额购回。“再次融资他是可以选择退出的，但是他又希望能留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人希望这个项目死去，但当时双方的信赖感和安全感已经降到冰点了。”

　　周智勇在这时发现，他和投资人中有一个律师的缺位——影视工作者们一向不擅长进行此类博弈。最后，他决定割肉，把《钓大鱼》的版权转让给投资方，剧组解散，电影停拍。

　　项目搁浅后，周智勇也郁闷过：“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想明白，如果要说这是谁的责任，应该是双方各打50大板，回头再看，其实是两个从没有打过仗的人合作，除非抱着必死的决心，否则任何一方退缩了都是正常的。”

　　对于电影人来说，最可怕的是赢了的不知道为什么赢，输了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输的。”

　　“如果说故事、资金、演员阵容、宣传发行、院线以及档期配合是一部商业片成功的六大元素，现在几乎没有人那么有耐心，愿意等到至少四个元素凑齐，多数人都是刚有一两个条件符合就开始启动项目。”周智勇现在反思，自己当时是仅仅靠着一个好故事开始的：“这种着急、盲目和试图从单一因素上获得安全感的心态在影响着这个时代做电影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钱本身是非常中性的东西，只是钱，出钱的人和使用钱的人三者的互动决定了钱的智商。”王大勇凭借刘镇伟的金字招牌，在《东成西就2011》中吸引的投资方多达12家，其中有四家院线的投资，这也解决了《东成西就2011》的发行问题。“相信专业人士，也遇到了专业人士，那你拿的钱就是聪明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相信专业人士，遇到了是非专业人士，那这个钱就有可能变傻钱。”国产电影正在从导演至上的“作者论”，逐渐转型为以“制作人”为核心的拍片制度。这个圈子里缺的是那种真正全能和专业的制作人，这种人要懂预算、懂财务、能找到金主、能跟发行商定档期、能紧盯导演不准超支，还要懂营销、懂宣传、让电影的利润最大化。好的制片人不但能够凸显资本在电影中的位置，也能让导演有更多精力投入创作。

　　在2012年1月的电影总局通气会上，发布了2011年的全国总票房成绩，该数字达到131.15亿元。中国内地全年生产的各类影片数量共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在国内城市院线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180部，进口片数量为64部，全年共有20部国产影片票房过亿。喜讯是票房较上年增长28.93%，但观影人次、上座率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平均每家影院票房相比去年减幅达30%。国产电影亏损现象严重。

　　3. 从头开始

　　“《钓大鱼》时的我最膨胀，上蹿下跳的。”周智勇承认说：“但那时候是因为害怕才诈唬。别人看起来很有权威感，但其实不是。2010年的我就像一个大气球，空心的，针一扎就爆。”

　　这种亢奋状态一过，周智勇开始怀念起当年心如止水的写剧本的日子。“深刻不成，‘浅薄’咱还不会吗？”宁浩的一句话点醒了当时《疯狂的石头》的几位编剧。“那时候大家都很尊重艺术电影，当时在我们心中，电影就得是法国那种端着架子拿着劲的电影，反倒是幽默抑制不住往外冒的各位编剧显得太浮躁。”在写《疯狂的石头>的剧本的时候，周智勇已经记不得当时改过多少稿了。但最后他们终于达到了一个境界，就是既看清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还能表达地又浅又薄。“当时我们几个真是很认真，没有利益熏心，没有对未来有什么期许，也没有票房概念，只是说这个电影拍完了，能上院线已经是伟大的胜利了。”

　　后来没想到，导演宁浩还真就在2005年的亚洲电影投资会上被“天上掉下来的巨大馅饼”砸中了。宁浩和后来的周智勇一样，带着5部电影剧本坐在自己的展位上等人洽谈，恰好被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相中，并全额出资完成了《疯狂的石头》的拍摄。

　　“那时候大家是踏踏实实守株待兔，守着一个破树桩子，相信兔子一定会来；后来就变成空杆钓鱼了，钓大鱼嘛。”在《疯狂的石头》大获成功后，周智勇被这块“石头”砸得心有涟漪，紧接着在写《疯狂的赛车》试图复制之前的一些成功规律时，“功利心已经开始有点起来了”。

　　“但当时还是知道要认真把活儿干好的。”《疯狂的赛车》剧本7、8个编剧前前后后一共写了11个月。

　　《疯狂》系列的编剧都管宁浩叫‘焊点’导演，因为他对于电影情节的编制程度要求极高。剧本的写作过程中，第5分钟要死个人，第27分钟得撞车，第75分钟就得换尸体，不管那么多条线索在合理化、逻辑化时有多困难，就像高山滑雪一样，宁浩就要求编剧得把情节编得“就得撞上那几个杆”。这些要求虽然苛刻和难度大，但大家在一起磨剧本的时候却充满了乐趣。

　　“其中有一阵编剧们在我家封闭写作了20多天，闹得楼上楼下不得安宁。”几个编剧写完台词之后就开始对着演，有扮演杀妻的，有扮演骑车的，“有一次夜里两三点，我们正演得热闹，有个邻居实在受不了我们吵闹，过来砸门要跟我们干架。”周智勇还记得那位女邻居在打开门后的表情变化，“开门她往屋里一看，八条汉子都是满眼通红，面目狰狞，然后邻居特轻柔的说了句‘你们声音小点成吗？’，然后就赶紧把门关上走了。”

　　但这些创作过程中单纯的快乐迅速地被荣耀的光环掩盖了。周智勇凭借《疯狂的赛车》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提名，之后身为编剧的价格暴涨了10倍。“后来就掀起波浪了，因为你的待遇和名声都在涨，那时心里的小船也就开始水涨船高。”在“钓大鱼”未遂之后，周智勇开始反省自己。之后，他仍然写出了自己最为满意的剧本《决战刹马镇》。

　　“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要去哪儿，那围绕着他的一切事情都好解决了。”周智勇一直想重新联系一下当时的投资方，想彼此坐下来聊聊，甚至道个歉。“现在的人都不问自己是谁，而是总问别人‘你知道我是谁么？’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现象。”

　　事过境迁，当周智勇在电影产业的“迷雾”中转了一年半，再次对我描述这一情景时，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态。

　　“2010年我特关心，迷雾中有什么；但道了2011年底，我想迷雾中爱有什么有什么，我该怎么走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