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侯燕俐    编辑 | 吴金勇    摄影 | 史小兵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南非New Frontier咨询公司CEO、新兴市场专家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博士。今年5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非洲研究论坛上，他曾向大家展示过一张图：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增长曲线有惊人的相关性。

　　20年前，马丁就来到中国。多年来，他为中国工程、电力、矿产等诸多行业的国有企业提供进入南非或非洲其它地区的投资咨询服务，也结识了许多中国企业家。“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并不像欧洲的银行家那样将非洲视为发展的负担，我曾问他去过哪些非洲国家？他说2年内就去过32个非洲国家。事实上，这个数字对于许多非洲银行的CEO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

　　为何许多非洲人似乎总认为中国公司不可靠呢？

　　马丁：在非洲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有一些微商业在迅速增长，如零售业者、贸易进出口公司等。以前西方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即使在街角那个摆小摊的中国商人都可能跟中国政府有关系，事实上，我们都清楚许多中国的私人企业，如华为(微博)、中兴、英利等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不大，他们的企业行为最多也就是符合国家战略利益和产业政策。但许多西方人和南非人对谁是这些中国公司的最终所有者非常介意，反而日本公司不会面临这些情况。

　　为什么中国公司的企业行为总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政治问题呢？

　　马丁：主要还是彼此不熟悉。中国的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这让很多国家感到震惊，人们一时不能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这一点对于很多南非人来说不太舒服。南非传统中还是西方的思维模式，他们对纽约、伦敦、巴黎感觉更亲切些；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很多；事实上许多非洲人对中国真的一无所知，他们可以随意打电话给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的朋友，但他们不可能直接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语言不通就谈不上信任，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政治学都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

　　现在非洲与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马丁：非洲已经开始与西方经济“脱钩”，并在向亚洲倾斜，特别是中国。其原因是：首先，中国在大宗商品和能源上的巨大需求，通常是对某一个非洲国家某一资源的依赖性，这一趋势又因中国投资银行的参与而提速。这对非洲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非洲经济需要再定位。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等，通过优惠贷款等方式，为在非洲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如中国陆桥、中建、中铁建等提供金融支持。这些投资都是从微观层面上进来的，它对非洲的发展至关重要；再比如，中非发展基金创造了许多真正的工作机会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与中国相比，亚洲的另一新兴经济体印度在非洲的竞争力如何？

　　马丁：每个印度外交官几乎都会讲到大约100年前“圣雄”甘地在南非做律师的故事，这种政治感情牌在商业政策上吸引力不大，但从外交角度上很奏效。事实上，印度人与非洲确实渊源更深些，目前在南非约有120万人，德班港口是除南亚外集聚印度人最多的地方，约有90万，当地经济基本上由印度人掌握。印度塔塔等公司进入南非，本地化感觉很强，当地人甚至不觉得它是外国直接投资。其次，印度政府没有所谓非洲战略，印度公司到非洲来更多是一种商业驱动，德里的方式是抓住非洲的经济机会而北京方式则是赋予、推动非洲经济。目前，除南非外，印度人的商业更多还是在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

　　巴西、俄罗斯在非洲的商业存在是怎样的呢？

　　马丁：巴西总统卢拉当政后，在非洲增设了15个大使馆，增进全球本地化(Glocal)关系。巴西国家经济暨社会发展银行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比较活跃，因为语言相通，这属于他们的“舒适地带”。中国、巴西、法国是世界上最善于利用国家资本的国家。中国是整个非洲的故事，印度只是一部分。俄罗斯也在寻找资源，利用“冷战思维”进入非洲，尤其是对1980年之前非洲的一些领导层，比如坦桑尼亚，很多人在前苏联学习、培训过。

　　中非关系越来越热，欧美等国在思考什么呢？

　　马丁：对于中非日益热络的关系，美国也在思考反应的方式，是采取欧洲态度，还是像苏丹事件的那种急处理，还是走软实力，还是商业策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多次强调价值观、愿景层面，这是西方社会擅长的，他们更强调外交政策和原则政治，而作为新力量的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些，所以中国走的是商业实用主义。

　　可否给中国进一步融入非洲提些建议？

　　马丁：为融入非洲，中国政府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赢得非洲的初步信任，但还得克服相对封闭的心态，中国人不太热衷接纳外国文化。但这一点是历史传统，只能依靠代际更替来解决。融入非洲不是外交部的事，而是几代中国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