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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个人英雄主义落幕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1日 16:47  《销售与管理》杂志

  尤其是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牛根生不得不相信,在中国,复杂的非市场因素对于长大了的蒙牛来说越来越重要。

  文/王安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功名利禄带不走,浮云啊!”2011年年初,在“道农会”上,蒙牛的牛根生、建业集团的胡葆森、汇源的朱新礼、中粮的宁高宁四个“50后”组成的“老男孩”组合,正在台上倾情表演“三句半”。当时,主持人崔永元还以调侃的口气对专门负责念后半句的牛根生说,“后半句很难念啊!”牛根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把想说的话都吞回了肚子里。

  念完“三句半”后不到半年,老牛的企业家生涯却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挂”了。6月10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蒙牛乳业对外宣布,其创始人牛根生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同时宣布委任董事局副主席、非执行董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主席。从此,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就很少在媒体面前露脸的牛根生,更是淡出了公共视野。

  别了,“蒙牛模式”

  有人说,牛根生的创业史,是一部典型的“农民暴动式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终究有其历史局限性。

  和所有农民起义一样,牛根生的创业,有个登高一呼、云集景从的开头:他曾是伊利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但始终如履薄冰。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他凭着自己财散人聚的信念,拉了一些同样在伊利郁郁不得志的兄弟们从国企体制中挣脱出来,闯荡江湖。蒙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的。

  牛根生曾说,“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如果达不到环绕速度,那么只能掉下来;只有超越环绕速度,企业才能永续发展。”结果,“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2007年营业收入已达213亿元,净利润9.36亿元,成为首个销售破200亿元的乳品企业,一时成为传奇。

  但这种调整扩张,同时也给行业带来了负面效应。媒体报道过,有私营牧场主曾对表示,蒙牛进入一个城市,由于缺乏奶源,便通过降低检验标准还和当地的企业抢奶源。

  2008年,整个中国乳业深受“三聚氰胺事件”重创,蒙牛、伊利、光明三巨头总共亏损近30亿。三聚氰胺事件让蒙牛的发展这种火箭速度戛然而止。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对于蒙牛,牛根生的功过应为六分四分开,六分功四分过,因为是他使蒙牛从无到有,成为行业龙头。但从国内乳业的整个行业来看,他的功过比例则应该倒过来,四分功六分过,因为他激进的策略,使乳业摊子铺得过大,导致奶源供应不足,引发了整个行业哄抢奶源——这也间接导致了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牛根生“养牛”的愿望变得强烈——他创立“现代牧业公司”,“得奶源者得天下”正在成为蒙牛现在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三聚氰胺事件”和其他复杂情况,牛根生不会将大笔资金花在这种见效慢、费用高的经营上。某种意义上说,放弃“飞船定律”,就是放弃“蒙牛模式”。

  “个人英雄主义”落幕

  从一开始,牛根生和蒙牛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蒙牛从诞生伊始,其为公众利益而生的形象便伴随左右。这其中,离不开牛根生的个人宣传。

  熟悉蒙牛的人都说,牛根生演绎了一个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传奇,而在这个掺杂着恩怨情仇和资本财富的故事中,牛根生的个人魅力也一次次地被渲染和拔高:从对郑俊怀的投桃报李,对员工秉承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原则,到后来的捐股、从事慈善事业,牛根生被极大程度地“神化”。

  但2008年对于牛根生而言,恍如一场噩梦。牛根生曾是宣扬“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企业家,他用6年时间将一个排名1000名之后的乳品企业打造成为中国乳业第一;他成立老牛基金,宣称在自己死后将所有财产无偿捐献给慈善机构,子女只领取生活费,被称为民族企业家受人景仰。2008年3月,牛根生去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而仅仅半年之后,蒙牛与伊利、光明等国内标杆乳企同样深陷三聚氰胺危机。

  从那时候起,围绕牛根生的不再只有正面的评价,质疑渐渐增多。牛根生“万言书”曝光后,其“洒泪搬救兵”被斥为“鳄鱼的眼泪”;之前的高举民族大旗,却被斥为以此作为幌子,想要博取同情……一向正面积极的形象也从此急转直下,跌至谷底。曾经高调健谈的他也变得哑然失语,2008年9月17日之后,牛根生的博客再无更新。

  “这次蒙牛‘背弃’了市场对一个大品牌的信任,很多人因为信任牛根生,而让孩子喝蒙牛长大,如今却发现这种信任背后是如此巨大的危险。”一位网友如是写道。

  中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陈竹友当时指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伊利里没有像牛根生这样的‘神’,人们却把伊利在这场风波中的仇恨给淡化了”,而“蒙牛里有‘神’,而‘神’却在伤害了香客的同时,要求香客们同情他”。

  靠山比钱更重要

  就在大家都认为乳业已经摆脱阴影、走上复苏之路时,牛根生却选择了“投奔”中粮集团——一家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食品生产商,已跨入世界500强的大型央企。

  在三聚氰胺丑闻导致蒙牛股价暴跌的时候,牛根生一方面必须防止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4.5%的蒙牛股份落到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他还要找到更大的战略买家,帮助蒙牛解决日渐枯竭的现金流。此时正是宁高宁及时出手,不仅让牛根生逃离了困境,还成功套现了9.55亿元。

  当蒙牛与中粮集团的联姻更多地被解读为“通过央企的资本重振蒙牛”之时,一个悖论浮现了:蒙牛似乎并不缺钱。“和中粮合作之前,蒙牛的现金储备已经很多,如果有资金链方面的问题,我们和宁总不会一拍即合。”牛根生曾经这么说。的确,就算蒙牛自己没有储备,愿意给这块“肥肉”砸钱的投资方也很多,为什么偏偏是中粮呢?

  让我们看看牛根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吧。2009年7月,牛根生在中粮入股蒙牛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的蒙牛成为世界的蒙牛,如果没有中粮老大哥这样的企业做后盾,我感觉会艰难一些……”

  显然,在做大蒙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牛根生不得不相信,在中国,蒙牛这支“火箭”光靠市场这个推动力是不行的,“地球引力”、“空气阻力”等复杂的非市场因素对于长大了的蒙牛来说越来越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宁高宁导演了一出“国进民退”,不如说是牛根生导演了一场“官进民退”——牛根生需要的是“官系”,而不仅仅是资本。“大PE有的只是钱,但中粮却是一座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山。大难之后,牛总意识到,山比钱更值钱。”易凯资本(微博)CEO王冉(微博)一语道破。

  这意味着,作为民营企业的蒙牛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家顶着“国”字号的新蒙牛。至此,一场“农民起义”最终以“招安”的方式,落下了帷幕。牛根生的淡出,只是没有悬念中的波澜不惊罢了。

  链接:

  易凯资本CEO王冉:

  大PE有的只是钱,但中粮却是一座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山。大难之后,牛总意识到,山比钱更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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