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倒逼机制曾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变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应递减问题也日益凸显

　　记者 刘明霞 范若虹 孙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牌子于2003年3月25日清晨挂上，悬挂了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牌子被取下。换牌动作很快完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这是在20多天以前召开的2003年全国两会上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的专营制度。随着改革开放，这一专营制度被逐步打破。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根据承诺，加入后的3年内，所有中外企业都将给予贸易权，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外贸将不再是特权。

　　为顺应这一趋势，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负责贸易的部门，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合并组成“商务部”，统一负责国内外经贸事务，结束了中国内、外贸管理长期割裂的局面。

　　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469天。

　　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以非歧视、公平和透明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与过去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关起门来求发展，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开放观念淡薄，存在较大差异。

　　“鉴于世贸组织多边规则大多针对各国政府，是约束政府行为的，因此，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 商务部研究院世贸组织研究所梁艳芬主任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商务部的挂牌，是顺应市场经济推进政府改革的一个样板。同年，国资委、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这些现在耳熟能详的机构也相继挂牌，形成了当时影响很大的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从企业管理转向资产管理，同时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角色定位靠拢。

　　如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十年。十年间，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卓有成效，当然还不是终点。

　　促进对接世界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政府毫无疑问面临着最大的“入世”冲击。

　　研读入世文件人们不难发现，WTO的23个协议、492页纸，除了两个条款提到企业外，其余条款均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中国选择加入WTO，需要把国内规则对接上国际惯例，这样一种深刻的变革又只能由政府推动。

　　当时的社会共识是，中国加入WTO，表明市场化改革或者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必须和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于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显得十分紧迫。

　　要保证WTO在中国的实施，就势必要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规则，首先便应通过中国国内法的转换得以体现。由此，中国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清理修改法律法规工作。

　　“有的学者称WTO规则为‘国际行政法典’。WTO规则在中国实施，也是十年来推动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外因。”国务院法制办外事司司长吴浩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从1999年底开始，中国开始了对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截至2002年12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改有关法律14件；国务院立、改、废行政法规共50件，停止执行有关文件34件；国务院有关部门立、改、废部门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1000多件。地方上的立、改、废数量19万多件，其中地方性法规1130件、规章4490件。

　　随后，在2007年、2008年及2010年，中国政府还进行了三轮的对现行法律，或专门对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2011年5月，商务部向地方下发了《清理商务领域的法律法规》的文件，截止11月中，已经有25个省市进行了反馈。

　　“除了在清理法律法规方面，中国入世还对官员管理理念的转变上，政府管理方式、手段的转变，都取得很大成果。”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如果没有入世这个举措，可能我们走不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10年间，在WTO协议内化为成员方政府自身行政运行规范的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深刻的蜕变。这其中还包括：国务院至今为止自上而下的5轮行政审批项目的集中清理，以及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实施；2008年5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启了政府的政务公开透明；2011年5月，中央部门被要求的“三公”公开……

　　同时，在对外经贸交往方面，从原来的几乎全部是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到如今的更多依靠行业组织等民间力量，同样是向WTO规则的迈进。

　　“现在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化，需要精干、高效的政府。入世以后，中国做决策比以前难了，中国市场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企业是世贸的主体，如果中国弄不好，世贸就成了‘束缚’；弄得好，世贸是中国前行的‘轨道’。”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十年间，WTO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变革的促进成果显而易见。尤其初期的时候，企业的活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减缓的趋势开始显现。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微博)认为，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基础，否则最好的政策思路，也会因执行环节问题而打折扣。

　　“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到今天，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要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性、自主权，让企业在参与世界贸易中发挥更多走向世界的作用。”汪玉凯对记者说。

　　向改革要智慧

　　入世十年，是中国决策者借此助推国内改革的十年。这十年间，中国基础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成功。随着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全球经济进入低谷期，中国借助外力推动改革的动力已经开始走弱。

　　薛荣久评价指出，中国入世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法规意识得到了建立和强化，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法规意识不足。“法规意识没有变成自己的规则意识，没有深入到中国肌体里。”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则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新的利益集团带来的改革阻力也不可避免地加大，进一步改革需要政治智慧。

　　“未来十年，要继续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并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汪玉凯向记者说，“现在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所以要加快法制政府的建设，这里要大量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并且鼓励其他的政府创新。”

　　这一点，在地方政府的改革上已经初见端倪。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总负责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上，已经看到了政府改革创新的各种动力。

　　俞可平总结中国政府创新的八个目标：民主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专业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这些目标虽然侧重于不同的领域，但都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提高政府的协调能力，以顺应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的不足和缺陷。

　　按照行政区域统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创新越多”这个常识性判断，是有统计学上的依据的。在五届申请项目最多的10个省份中，来自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省市有7个，浙江省以99个项目排名第一。中西部省市只有3个。而在获奖项目中，浙江省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为广东省，项目全部来自深圳特区。

　　东部某省的地方官员，曾参与过中国政府创新奖管理体制创新的申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说：“推动政府创新最有效的两种方式首先是‘上下互动，中央与基层的合作’，其次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基层’。前者强调的是互动性的协调改革，后者强调的是执行式的垂直改革。但是二者都体现了对创新需要整体制度支持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