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中秋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面对今天许多的企业主陆续从实业领域结业离场，或转向“快钱”产业，我们除了对日益明显的“国进民退”进行体制性追问外，更需要回溯中国几十年来实业兴起的起点，考察中国实业辉煌的精神实质，才能重新找到实业振兴的希望。

　　实业性企业主构成了中国社会真正的创富部门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最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其核心理论命题是：市场是一个过程，驱动这一过程的是“企业家”。这里的企业家，不完全是日常话语中开办企业的那些人士，而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人。

　　私人企业主的财富的正当性大体上是无可置疑的。更准确地说，驱动市场过程的是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的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人面向不确定的未来，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绝对不可能完备的知识，而勇敢地进行决策的那种心智。按照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话，这个社会中肯定有一些人“特别热衷于调整生产适应预期的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眼光的人；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这种精神让这些人从芸芸众生中崛起，成为日常语言中所说的企业家、企业主。

　　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主、劳工、消费者、甚至监管者等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原理,简单而容易理解。主流经济学所讨论的技术、要素、制度等，都可由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人们借助企业家精神创造、发现、组合出来。一个社会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就看这个社会中，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之分布状况和制度安排。

　　一个社会总人口中企业家精神的分布状况由历史、文化决定，涉及一个社会对人生价值的根本判断，通常难以在短期内变动。唯一可以作为政策考虑对象的是制度：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人们企业家精神之释放。这是奥地利学派增长理论的第二原理。

　　所幸，中国人向来具有浓厚的企业家精神。然而，过去六十年间，经济增长表现何以前后差异极大？原因显而易见：前三十年的集中控制体制使得企业家精神无从发挥；后三十多年这套僵化的制度有所松动，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私人得以开办企业，农民得以流动发挥其劳动力的价值，投资者得以把其金钱投入回报较高的领域。由此出现了快速经济增长。

　　应当说，私人企业主群体对于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社会各个群体中企业家精神最为浓厚的一群。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实业性部门的企业主，这类企业构成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真正的创富部门。由此形成了一个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区，大量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些企业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比如，大量农民工就业于这些企业。当然，私人企业主们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和积累了不菲的财富。而且，与其他富裕群体相比，他们的财富的正当性大体上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今天，有一些企业主似乎准备退场，退出实业领域。原因可能很复杂，比如，制度成本太高、政策风险太大；相对地，其他领域的钱来得很容易，比如炒作房地产。又或者很简单，钱赚够了，又太累了，结业休息。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基于精神价值而赚钱

　　真正的企业家能够从超出金钱的精神层面看待自己的事业。

　　近几年，我对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进行扩展，提出“立法企业家”概念，用以解释制度变迁。现在看来，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企业家理论进行扩展，即寻求企业家精神的深层依据。谈到“精神”，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学界争论甚大。但韦伯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挑战：离开伦理学和历史，存在一个可信的经济学吗?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讨论现代经济史，不能不注意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其一，现代资本主义最早兴起于地中海地区，最终却成熟于英格兰。其二，就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同期，两地区宗教沿着不同方向变化：地中海地区，罗马教会极度腐败，整个社会陷入物质主义狂欢中。在英格兰，发生了清教运动。

　　这两个事实一定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人们经常误解“宗教改革”，以为宗教改革就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宗教改革总是寻求宗教净化，宗教戒律趋于严格。路德、加尔文之所以发起宗教改革，就是因为罗马教会太腐败、意大利人过于物质主义，完全忘记了拯救灵魂的宗教使命。清教教条很简单：它要求人们轻忽物质，面向灵魂，寻求永恒的幸福，鄙弃世俗的享乐。

　　恐怕正是这种宗教精神制约了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市场内在的物质主义倾向。现代市场经济是“非人格化交易”，须以发达的道德、伦理、法律作为基础。在宗教约束薄弱的地中海地区，物质主义导致社会腐烂，进而是秩序的解体，市场秩序当然顿失根基。清教教条则引导企业家超越物质财富的层面，持续地面向灵魂。这个时候，金钱在企业家心目中的重要性就大幅度降低，爱、公益、荣誉等等精神性价值进入企业家的心灵。在企业家思考问题的时候，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财富过程中的精神愉悦，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创造财富的过程之审美性，及对社会的好处，比如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把财富用于公共事业，也可以带来精神的愉悦。

　　企业活动的这种精神性价值赋予了企业、实业以超越性地位。企业主不再单纯从是否创造利润、利润多寡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实业，这个时候，企业成为一项可以寄托个人之精神、道德目标的“事业”。由此，他会精益求精，他会始终坚持努力成为百年老店，他会对商业伙伴、对消费者负责任，他也会高度珍惜企业信誉。总之，他乃至他的家族的生命会融入到企业、实业中，办企业成为一项精神性、道德性事业。

　　这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深层依据。企业家精神不光是把握利润机会的“警觉”，这只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则是精神的自我完善，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自我实现。真正的企业家能够从超出金钱的精神层面看待自己的事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基于精神价值而赚钱，而不是把赚钱本身当成目标。

　　中国商人为何准备放弃实业？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家群体的自觉，才有可能向上提振。

　　至此，我们可以解释中国的某些企业主为何准备放弃实业。普遍的原因恐怕是：许多企业主兴办、经营企业，从事实业本来就只为了赚钱。一旦他们觉得钱已经赚够，或者发现了更赚钱的机会，就会立刻放弃自己从事的实业。他们在企业上并无寄托自己的精神，所以，放弃也就轻而易举。换言之，中国商人之所以轻易放弃实业，乃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太肤浅，简单地说，他们就是只有赚钱目标的物质主义者。

　　这些企业主群体形成这样的精神结构，有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制度原因。比如，过去一个世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导致传统的崩溃，向上提撕精神的道德、信仰体系因而崩溃，社会陷入物质主义狂欢之中。经济增长导向的政府的全部政策，也都在鼓励、甚至强迫民众接受物质主义。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企业主、投资人当然也会把钱当成偶像来崇拜。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商人群体的精神疲软、真空，是社会堕落的组成部分。中国商人要走出物质主义深渊，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自觉。但话又说回来，中国商人群体当属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因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商人群体的自觉，才有可能向上提振。在英格兰、在美国、在日本，乃至于在中国台湾，中国商人群体经常构成社会向上进取的驱动力量。因为他们总是与钱打交道，他们也已经摆脱物质的匮乏状态，物质增长对于他们的边际效用其实已经接近于零，因而他们当有更多机会、可能反思物质主义之弊。

　　那么，中国的商人群体有没有可能得中国社会精神自觉之先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企业家，不光是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也是经营社会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