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并被西方看作渐成主导者的中国决策者们，应该根据世界的脉动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商业角色，以更为准确地制定战略、落实策略。

　　文│本刊记者 张凯文 

　　一年一度的夏季达沃斯盛会在大连召开了。这已经是达沃斯论坛在中国的第五次盛会，参会人员超过了1600人。

　　这个由瑞士学者施瓦布在1971年创办的年度论坛，无疑引起了全球关注。有评论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年会是世界聆听中国声音的舞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欧美经济陷入泥潭之际，手里握着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振信心的希望。在世界经济的棋盘上，中国被当作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

　　施瓦布在温家宝总理演讲之后的提问就反映了所有西方与会者的心态：欧美经济低迷，中国还能做什么？温总理的回答是：中国先要把自已的事情做好。成思危在论坛上也表明了中国的立场：第一，中国的能力有限；第二，欧美国家希望中国伸出援手，也要给中国以回报。

　　的确，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全球的领头羊，中国的经济体规模也站到了世界第二，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缺乏创新。因此，尽管论坛上“中国元素”成为热词，但我们在问中国带给世界什么之前，似乎首先应该想想世界的发展状态和模式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本次达沃斯论坛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

　　达沃斯基因

　　人们参加达沃斯往往关注话题，而忽略了这个组织以及这个组织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虽然达沃斯精神在四十年中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但其精髓却始终未变。一个在全球各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论坛，激励它走过这么多年的精神是什么，推动它的动力是什么，一呼百应的品牌价值从何而来，那就是达沃斯精神。

　　其实，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从创办论坛伊始就提出了推动利益相关者改善关系的宏大愿景。作为一个学者，施瓦布在1971年出版的《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阐述了利益相关者这一理念：“现代企业必须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管理者应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为确保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行事。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客户、供应商、各类合作者、政府和社会。”

　　在创办五年以后，1975年，施瓦布提出了“全球企业公民”的理念，他指出，“企业首席执行官必须像政治家一样作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管理’公司与所处的政治、经济、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不能单纯考虑经济现实，负责任的管理者必须首先乐于作出积极的政治和社会承诺”。也是从1975年开始，达沃斯论坛走向了全球。

　　很快，达沃斯论坛搭建了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接着，美国和日本商界、政界的杰出人士也来到达沃斯。1979年，中国也派代表参与了达沃斯年会。1982年，第一次“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召开，这个会议给来自不同国家的首脑带来了非公开非正式对话的机会。很多日后被国际组织或政府正式实施的倡议都诞生于此，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

　　至此，达沃斯精神也初现雏形：“在这里大家可以抛弃繁文缛节，个体之间可以建立联系，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新观点，能够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中应承担的职责，可以有时间探讨真正重要的问题而非日常压力。”

　　1987年从原来“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促进了希腊与土耳其的和解，推动了德国的统一。施瓦布也提出了达沃斯论坛要开创“以全球公共利益为本的企业家精神”，参会者们可以在这里“充电”，在所有领域把握“全球脉搏”，并建立发挥实际领导力的根基。论坛致力于在政治和商业的决策者之间建立一座永久的桥梁。1997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其标识旁边添加了使命宣言——“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

　　为改善世界状况，1998年，施瓦布创立了旨在推广社会企业家的基金会，以创造一个由杰出社会企业家组成的全球团体，利用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的知识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和施瓦布一起呼吁建立“有关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全球契约”，提出要负责任地全球化；2000年论坛通过了“绿色环球21计划”，推出了一项环境可持续性指标，用于衡量100多个国家履行生态责任的情况。

　　2002年，施瓦布就商业领袖的社会信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商业领袖的无良知行为增加了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他明确地指出：“从一开始，利益相关者原则就构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理念框架，只有获得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才能够得到成功解决，但是，这种富有成效的合作前提是最低限度的信任。”

　　为改善世界状况，2005年，论坛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战略理念，确定了全球议程、地区议程和行业议程，并通过利益相关者研讨会的形式对具体议题进行讨论。

　　2007年，达沃斯论坛来到了中国，温家宝总理评价说，探讨和交流世界经济的重大和前瞻性问题，更多地关注不发达地区和新兴经济体，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与和谐发挥积极作用，应该是达沃斯论坛的精神。从2008年开始达沃斯认识到了全球挑战的复杂性和互联性，以及以协作、创新和一体化的方式解决挑战的必要性，因此创建了全球议程理事会。每个理事会都由对全球议程某个具体问题拥有最新创意的15-30位思想家组成。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积极制定全球、地区和行业议程来改善世界状况”。

　　我们在2011年的论坛上找到了长达303页的全球议题委员会网络报告。报告从趋势与动力、风险与机会、政策与制度反应、行业与地区等几个大方向设定了71个议题委员会，分别阐述了各个议题的含义、面临的关键问题和委员会的讨论现状以及要采取的行动。

　　通过对达沃斯论坛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达沃斯在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利益相关者的理念，13年之后才积淀提炼了“达沃斯精神”，18年之后确立了“以全球公共利益为本”的座右铭，28年后发布了“改善世界状况”的宣言，35年后提出了构建“全球智囊”，通过共享问题定义、共寻解决方案来改善世界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其通过与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坦诚沟通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宗旨和理念框架一以贯之，始终未变。

　　这就是达沃斯精神。

　　全球视野下的增长质量

　　8月初，美国首次失去了AAA信用评级。希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更早，2011年上半年的地震、核辐射，已让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登场。

　　所有人都希望在更坏的消息到来之前，寻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眼下的经济形势还能更坏吗？如何走出欧债危机的漩涡？谁能成为拯救世界经济的新领军者？

　　像三年前一样，经济危机的危险气息再次在全球各地蔓延。但与一年前对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需要适时退出的反思不同，对政府作为是否得当的讨论，成为2011年达沃斯论坛的新方向。在一场分论坛上，BBC世界新闻频道主持人NikGowing认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球经济以及金融环境当中的政治功能紊乱”。

　　“我觉得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债务问题，从实质来讲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前些年大家都鼓吹美国的发展方式，它是以超前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自己花别人的钱，今天花明天的钱，实际证明这种做法撑不住了。”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说。与于汝民一样，多数与会者认为，发达国家正在为其以往的不慎行为埋单。

　　“每一次危机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力，需要私有企业的参与。但欧洲却没有吸取教训。两年之前，甚至在9个月之前，大家都说希腊的案例是孤立的，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们需要好好地读一下以前关于经济危机的著作。”世界经济论坛拉美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R. Rhodes说。

　　比利时经济与改革部长Vincent Van Quickenborne的观点则更为直接。“欧盟的对策一直都是短期对策，一开始就是试图解决希腊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试图解决其它国家的问题。但是采取再多的短期措施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即结构改革。”在他看来，欧盟缺少类似于美国的合众国结构，以及一个欧盟财长的职位来掌控局面。“一个欧盟财长应该有能力直接制裁一些违反金融规则的国家，就是说要剥夺他们的一部分主权，替他们决策。”

　　在欧洲以外地区，比如日本，后遗症在以温和的方式酝酿着，但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不可忽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TakeshiNatsuno发现，最近受金融危机和地震、核辐射等灾害事件的影响，日本企业对待创新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重新定义商业的角色”是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带来的重要议题。2009年的经济危机让全球商界开始认真反思，商界不仅应该只为股东提供回报，也应该为广大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整体创造价值。达沃斯“全球议题委员会——商业的角色”分会中就提出，当今商业的挑战是在为利益相关者提升价值的同时，保护其运营的社会生态环境。

　　为此，商业角色委员会提出了帮助商业实现持续成功的六项原则：

　　· 将更广阔的超越财务指标的价值创造理念植入企业使命、战略和运营，以及人员的招募和资深管理者的升迁考核当中；

　　· 了解并奖励那些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 根据职业经理对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贡献给予回报；

　　· 赋予董事会一项特定的信托责任以保证公司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成为公司治理的延伸责任；

　　· 将社会、环境指标纳入企业会计体系，资产负债表和市场情况披露；

　　· 创造一个机制以确保机构投资者能够支持长期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

　　本届达沃斯的主题是“掌控经济增长质量”，正是因为经济发展现状让西方世界开始认真地反思西方经济发展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角色，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刚刚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并被西方看作渐成主导者的中国决策者们，应该根据世界的脉动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商业角色，以更为准确地制定战略、落实策略。

　　重新定义了论坛人脉

　　达沃斯从创办以来，一直在推动人们在非正式场合下开启直接对话，建立私人关系。这种传统在夏季达沃斯也得到了继承。一位参加论坛的企业家说：“达沃斯打造了这样一种气氛，每个人都在走动，每个人都在交流，每个人都想见更多的人或者是被更多的人见。你在那里会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而这种气氛别的会上很少有。”

　　在场内，不仅有私密谈话的预约房间，还有众多围绕不同“社区”设计的公开区域及用餐休息的圆桌区域。论坛会场的每个角落都为参会者提供了舒心的沟通场所。而且，在会前，达沃斯官方就给与会者提供了详细的达沃斯出席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与会者可以有目标地约见。

　　正如芮成钢(微博)所说：“达沃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达沃斯的核心其实是个圈子，每年一个特定时候，总会有一个特定人群聚在一起，就一些问题分享观点，它其实是个小社区。”

　　今年达沃斯构建了一个新鲜的组织：“全球杰出青年社区”，由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推荐的40位中国青年创业者(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特批进入了论坛。在用餐休息区，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手持名片的年轻人向知名人士引荐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有不少企业的第一笔风投就是这样得到的。”一位社区成员如是说。这些成员或许明天就会成为新的领军人物，而达沃斯就是他们的一个起点。

　　当然在场外，很多机构也利用达沃斯论坛聚集人气的机会，开展了各种不同的酒会、派对和小型圆桌研讨。这些“边会”就是主论坛的溢出效应。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绿公司》主办的“道农夜话”就是众多“边会”之一。约30余位国内外企业家参加了夜话。夜话围绕《绿公司》本期主题“船票”展开⋯⋯

　　主持人刘东华(微博)首先破题，他说，《2012》的电影预测人类将面临灭绝性自然灾难，但实际上这样的灾难可能还比较遥远，真来了也没辙。但人类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却很多也很近。如果危机来临，谁有资格拿到通向未来的船票？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首先发言，因购买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的事件很受大家关注。他指出，掌握了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得船票，这个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土地资源、人才资源、社会资源，也包括金融资源和运作能力。但如果没有全球视野，船票还是很难拿到。

　　黄怒波的发言立刻引发了现场嘉宾对“全球化”问题的兴趣。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接着提出，“企业全球化”是获得船票的重要资格。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率先国际化是必须要做的布局，同时也是解决企业自身安全问题的必要战略。

　　事业早已延伸到欧洲和美洲的东软集团创始人刘积仁也接着指出，经营与收入的均衡分布是企业获得船票的重要资格。中国本身正在被全球认可和关注，他们不仅看重中国的劳动力，更看重中国这块市场，在中国寻找财富。如果中国企业不主动走出去，就会受到发展限制和国外企业的威胁。

　　在座的另外一位国有企业代表，天津港(集团)公司董事长于汝民也赞同企业走向全球，他说，中国企业已经“被国际化”了，商品和经营开放度极高。企业解决不好“市场空间”和“资源制约”这两个问题，就没有船票。

　　作为夜话的外国嘉宾，亚洲协会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夏伟，从美国政府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总体感觉很复杂，略带恐慌，但美国人非常希望双赢。中国企业要逐步让美国感受到双方的共享利益。

　　李开复(微博)的发言给了在座嘉宾一个新的视角。他指出，在中国，创新未必是通向未来的船票，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模仿，利用中国的市场空间获得成功。但诚信和把握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却是通向未来的船票。互联网的变革早晚会影响到所有企业，给传统行业带来变革，只有主动应对才可能获得机会，避免灾难和危机。

　　张维迎则指出，中国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逐渐淡化，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企业应该放低姿态，建立多赢伙伴关系，推动创新，改变企业的国际形象。只有积极应对这种趋势变化并取得成功的企业才能够获得未来的船票。

　　“道农夜话”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但却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商界、学界，国企、民企、外企，国内、国外不同界别、不同视角的碰撞使得这个临时攒出来的“圈子”充满了活力和成效。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开诚布公的交流中认识了彼此，建立了联系。这也正是达沃斯论坛的魅力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达沃斯论坛的场内还是场外，一个个自发组织的，或者根据议题形成的小型社区都在活跃着。通过对话、讨论甚至是交锋，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甚至成为朋友。每年他们都期盼来到这里再次相聚。

　　夏季达沃斯论坛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对于与会者来说，达沃斯精神却留在了这里，与会者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自己，通过达沃斯建立的人脉或许在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中国也很需要一个地方，能够像瑞士达沃斯那样，用思想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