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年轻人突然意识到未来是一个黑洞。他们可能遭遇生态危机、政治危机，还有金融危机。他们一生都可能面临这些危机，他们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担忧。”

　　记者 谢鹏 武赋 驻纽约记者 乔继红

　　斯图尔特•辛格，一名走在抗议人群中的退休者。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失业，一个只有一份兼职工作。

　　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家庭和幸福生活，但是我担心我的孩子不会像我一样幸运。他们现在拥有的机会很少。”

　　财富和工作“遥不可及”

　　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广场，抗议示威者齐声唱着歌。

　　一位父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挤在人群里。“我是来参加抗议的。”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促使美国普通民众走入抗议队伍，举起“占领华尔街”标语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因素是经济不振。

　　“经济复苏乏力是诱发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在经济财富的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基本面下，底层甚至中产阶层开始在贫富不均、难以就业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怨气和不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吕晓波说。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80%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5%，其金融财富仅占全社会的7%；其中占美国人口40%的下层民众(约1.2亿人)仅拥有社会财富的0.3%。而在美国人口占比1%的富翁群体中，人年均收入130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年均收入仅是3.3万美元。

　　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不仅是美国富人的“财产继承”，还有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另据美国政府部门“执行官收入跟踪”网站的统计，2010年标普500指数中的299个成分股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均报酬是1140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的343倍。而在1980年，这个数据是42倍。

　　在这些大佬中，金融业巨头更是众矢之的。因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在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的美国大银行都是靠着政府动用税金支援才获得转机。然而，这些银行高管们喘过气来后，仍然大笔分红，财源滚滚。

　　一位游行者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他们凭什么挣那么多钱，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拿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驱使下，抗议者们喊着“纽约富豪，赶紧交税”的口号，举着特制的超大支票，沿着曼哈顿第五大道向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富豪住宅区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前往新闻集团董事长鲁道夫•默多克、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商业大亨大卫•柯赫、地产开发商霍华德•米尔斯坦与对冲基金巨头约翰•保尔森的豪宅。

　　就业市场惨淡，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大动因。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美国截至9月份的失业率仍在9.1%的高位。全国4400万20至34岁的美国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达到11.3%。

　　在高失业率的重压下，美国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种种积怨沸腾起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如此陈述：失业问题不只是失业者缺乏收入，不只是政府支付失业保障，更在于这些人不能分享公共生活，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成为社会“隐形人”。

　　政治和未来的“幻灭感”

　　对缺乏获得财富和工作机会的不满，很容易归结到对政府无力的声讨上。今年以来，在美国出现了针对上调债务上限等问题的两党争斗不休。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国会成为大利益集团纠缠博弈的戏场，政府为各类企业势力所挟制。

　　根据民调，大约每5个美国人就有4个对政治制度不满，希望通过选举带来变革的民众也产生疑虑。因为目前看来，两党都难以拿出摆脱困境的根本之道，往往不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嫁祸于人”。

　　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解决拖延迟缓，政府把财政紧缩成本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引发反弹……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情绪“雪上加霜”。某种幻灭感超出贫民窟和大学校园，散播到更广泛范围。

　　“美国青年人突然意识到未来是一个黑洞。”“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原创者、加拿大《广告克星》杂志的卡勒•拉森这样解释，“年轻人可能遭遇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危机，因大公司、企业资金和游说者影响的政治危机，还有金融危机。他们一生都可能面临这些危机，他们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担忧。”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从抗议活动中我看到对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怀念，以及想要让年轻人更多了解政治的愿望。年轻人的美国梦破灭了，导致对华尔街的人和机构的憎恨。很多年轻人认为，再也没法过上像父母一样的中产阶级生活，这让他们沮丧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