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郑家颖

　　“‘十二五’期间，应该更多的关注结构改革。我会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和由收入分配改革带来的对消费的推动；产业升级；绿色经济；房地产的改革和金融行业的改革。”

　　7%的GDP增长目标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就好，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14%是适度的。这些目标是基于六个将改变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长下降以及资金成本上升。

　　马骏认为，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出口减速：WTO的加速效应已经消失

　　过去10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背景，今后无法复制。

　　第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

　　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

　　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房地产需求减速： 城镇人均已达30平米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199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而且，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

　　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城镇化速度放缓：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

　　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

　　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

　　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降到0.8%，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劳动力增速下降： 作用于10年内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城市化。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生产率增速下降：“拉美陷阱”之鉴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靠此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前十年下降1%。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利率提高：投资成本增加

　　近一段时间，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账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本文系马骏博士公开报告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