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小和

　　 有一种商业现象需要陈明：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如何和外国公司合作，能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某种具体的安全系数。关于这一点，需要从晚清的经济史说起。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在沿海从事轮船运输的中国私人轮船，就开始使用外国商业机构的旗帜，这让很多负责监管轮船运输行业的中国官员瞠目结舌，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进行管理。

　　 中国本土商人为什么热衷于在自己的船只上悬挂外国旗帜？理由不外利益使然：

　　 第一，中国官员长期以来对本土商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商人们对此望而生畏，委曲求全。但这些官员对外国商船却不得不执行特别待遇，因此，一旦挂上外国旗帜，本土商人就可以把官员的敲诈勒索降到最低限度。

　　 第二，悬挂外国旗帜，可以有效防止暴力攻击。所谓暴力攻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猖獗的海盗，这些暴徒们总是针对弱小的中国船只，一旦面对外国船只，在动手抢劫之前，通常会三思而行，以免遭到外国武装力量的报复。另一方面，则是太平天国这样的暴力组织。1850~1864年，太平天国差不多占据了半个晚清版图，抢劫是他们主要的发展方法。有意思的是，他们面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中国商人，可以大开杀戒；但面对外国商船，却给予必要的尊重，一旦他们抢劫外国船只失手，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当然，最为关键也是最后一个突出的理由，是中国本土商船船主通过悬挂外国旗帜，只需交纳很低的税费。

　　更加醒目的风景，还不止如此。到19世纪70年代初，有实力的中国商人干脆将自己花费巨资购买的船只完全交由外国商人管理。1870年2月，一家规模庞大的中国商行以85000元购买“天龙”号轮船，但船主的身份却赫然写着怡和洋行。一年后，中国人将该船真正转给怡和洋行，并付出总收益的5%作为管理佣金和码头费用。

　　 更有意思的是，当美国旗昌洋行决定将轮船公司全部出售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那些购买了旗昌洋行股票的汕头商人，却拒绝将自己的股权一同转让。这是1877年的故事，中国的民间商人如此不信任作为政府商业机构的轮船招商局，这让李鸿章等政府要员大为光火，不过也只能不了了之。据说，这些汕头人将自己在旗昌洋行的股份转换成现金，购买了一批新的轮船，成立了宁波轮船公司，然后又和美国人联络，买下美国旗帜，挂在了中国人出资的轮船上。

　　 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这些荒诞的商业风景，的确是个问题。100多年后，中国商人事实上仍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如果过度与政府力量保持合作，则失去创新能力，失去品牌效应，失去市场经营的方法，一些时候企业甚至死于官僚之手；如果过度与外国商业力量合作，则又会失去所谓商业民族主义的精神资源，个别时候甚至会失去政府的政策支持。

　　 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家，本来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但在100多年的中国商业语境下，似乎总是里外不是人。为什么？我想提到的现代商业案例，是众所周知的宗庆后，娃哈哈与达能的官司，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场所有权纠纷，熟悉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事实上隐含着100多年来中国商人的宿命。宗庆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似乎获得了产权的胜利，但失去的，却是国际商业力量的信任，究竟是收获大于损失，还是损失大于收获，这还需要时间来加以验证。

　　 当然，还要提到马云的“支付宝风波”。在民族主义商业情绪和国际化商业秩序之间，马云几乎无可选择地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商业民族主义。在一个大政府的经济体里，马云的选择显然是实际的，他只能这么做，为此不惜损失他的契约精神。他的商业对手似乎也理解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难处。

　　 在大政府面前，所有的商业力量都是弱小的。这就是100多年来中国商业发展的潜在主题。谁都不能置身事外，谁都在戴着锁链跳舞。虽然很有可能，这个沉重的锁链会让所有人走向整体的失败，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