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幸，在于拥有新竹。而新竹之幸，在于拥有李国鼎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1978年，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同时迎来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3月，在时隔22年之后，新中国的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此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并在多年后进一步演化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之源。

　　几乎同时，中国台湾“第一次科技会议”召开。与当时急需解开经济发展制度禁锢的大陆不同，在经历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春天之后，彼时的中国台湾正面临着低工资、低成本发展模式的瓶颈，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说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的主角是台前的邓小平，那么“第一次科技会议”的主角就是幕后的李国鼎。正是在李国鼎的推动下，此次大会才得以召开，高速发展多年却已疲态渐显的中国台湾才得以正式寻找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活跃于中国台湾经济决策核心圈。早在1968年，有“亚洲诺贝尔”之称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基金会就将“政府服务奖”授予李国鼎，称其是在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的艰难岁月中，缔造台湾工业奇迹的一位主要设计者”。

　　当中国台湾经济处境维艰时，身在台阁的李国鼎带领中国台湾从农业社会大步迈入工业社会。而在中国台湾经济遭逢瓶颈时，远离庙堂的李国鼎又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台湾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使中国台湾最终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先进经济体。

　　李国鼎将“仕”与“士”的角色和谐统一于一身，使技术官僚“治而不统”而政治领袖“统而不治”的理想治国结构在中国台湾成为现实，也使“技术精英”超过早期中国台湾社会中地位更为显赫的“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成为中国台湾崛起的最大动力。

　　而作为李国鼎一生最杰出的作品，新竹更是从默默无闻的茶园逐渐成长为享誉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园区。30年间的每一格影像，几乎都有李国鼎的印记。可以说，没有李国鼎，就难有今日之新竹。

　　走在时代前列的“国之宝鼎”

　　李国鼎对中国台湾前途的思考，早在中国台湾的农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开始。

　　1964年，李国鼎在考察意大利自由港时，率先提出以自由贸易区+科技工业区的模式培养优势产业的思想。那时，硅谷的地位尚未确立，其他高科技园区则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李国鼎的思想因而得到广泛认同，成为随后全球近300个高科技园区重要的备选模式。

　　但对何为“优势产业”，李国鼎未能马上给出答案。直到13年后，这一答案才最终揭晓。

　　1977年，正在美国讲学的李国鼎意识到，未来社会，原料工业将趋于能源密集型，设备制造业将趋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工业则趋于知识密集型。中国台湾缺乏原料、能源和高层次的劳动力，单纯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都不具备足够的发展空间。

　　李国鼎由此得出结论，只有拥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中国台湾经济的出路。唯有如此，中国台湾才能在摆脱低工资国家和地区带来冲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优势。

　　IT产业因而获得李国鼎的青睐，因为发展IT产业不需要过多土地，不会消耗过多能源，不会造成环境的过度污染，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台湾大量存在的基础性人才。同时，IT产业正处发展初期，行业前景远非中国台湾一直倚重的钢铁等成熟产业所能比拟。

　　但中国台湾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和内需规模决定了其不适于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而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才能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最佳效果，“只有先当老二，才有机会当老大”。但对如何嵌入全球产业链，岛内各界众说纷纭，一时难有定论。

　　“应集中力量发展微型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和中文计算机软件”，李国鼎眼光之独到随后便被全球经济的发展所证实。但对当时高端人才匮乏的中国台湾而言，精准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没有可以培养和汇聚人才的渠道，今天的新竹可能仍然是一片安静的茶园。

　　聚天下英才于新竹

　　为什么新竹在堪称弹丸之地的中国台湾能成长为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园区，而全球很多拥有广阔内需市场的高科技园区最终却沦为房价畸高的泡沫推手？

　　一个在理论中被无限重视而现实中却被习惯性忽略的因素，就是人才。新竹能有今日，正是因为其成功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从院校走向民间，从海外回流中国台湾，使埋头钻研的学者、技艺精湛的专才、见识广阔的“海归”和敢打敢拼的企业家完美融合在这片狭小而活力四射的土地上。而其推手，正是李国鼎。

　　早在1976年，李国鼎就开始支持台大、交大、清华与成功大学研制半导体各阶段的技术。研究成功后，李国鼎马上将承担研究任务最多的交大教授胡定华聘为“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电子所所长，并将多名交大学生编入该所，成功推动半导体的多项核心技术走向民间。    

　　1979年，李国鼎又推动成立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资策会随后启动实施了IT人才推广教育计划，将国外的先进IT知识和软件研发教程在岛内普及。迄今为止，经由资策会培养的岛内IT人才已达数十万之多，这些人正是中国台湾IT产业长盛不衰的基石所在。

　　新竹起步之初，既缺乏走在时代前列的技术专才，更极度缺少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李国鼎为此多次前往硅谷招贤纳士。仅是1983年5月，他就在四个星期内先后约见了硅谷2000多名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邀请他们回中国台湾发展经济。

　　到1995年，新竹获誉“亚洲硅谷”时，科技园中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都是由原硅谷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办。即便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台湾企业，其高管团队中也不乏来自硅谷的身影。而这些华裔精英，几乎都与李国鼎私交甚笃。

　　李国鼎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台湾金融结构与创新需求的不兼容性。在他的推动下，台“财政部”专门成立推动小组，核定实施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方案”，促进中国台湾创业投资的发展。从1985年，中国台湾第一家创投公司——汉鼎公司成立至今，中国台湾已有近百家创业投资公司。

　　现在，中国台湾推动IT产业发展的体系已相当完善。上游有“国科会”联合大学院校进行大型基础研究以及培训人才，中游有资策会和“工研院电子所”分别主持软硬件开发，下游则是“经济部”工业局和创投公司协助业者开发新产品。凡此种种，李国鼎皆功不可没。

　　引导“父爱式政府”转型

　　技术官僚是中国台湾经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们不囿于对纯粹经济理论的探讨，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发展哲学。他们也不似传统财经人士那样对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推崇备至，而是强调“计划式的自由经济”，即财产私有、企业共有、政府对经济活动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以对主导产业的精准定位而闻名于世，但李国鼎却并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蒋王之争”及随后的观察使李国鼎意识到，发达国家的企业活力绝非来自权势集团，而是来自社会上大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较政府更为敏锐，也更能凭借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来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李国鼎发展“工研院”，正是坚持这样的理念。

　　与中国科学院类似，“工研院”是中国台湾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且同样以高超的研究水平而闻名于世。1986年，“工研院”成功开发出386电脑时，其发布时间只比行业领头羊IBM晚了两个月；到1989年，“工研院”推出486时，其开发速度甚至超过了IBM。

　　但“工研院”与中科院之间又有明显的不同。“工研院”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其资金来源由政府与企业各负担一半，其研究范围的选择也以能否市场化为最终标准。同时，一旦研究取得成功之后，“工研院”会马上剥离相关人员和设备，成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将研究成果的价值交由市场去评定。

　　“工研院”独特的架构和运作方式使其在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同时，摆脱了困扰东方社会百余年的“官商”体制，这使工研院成功蜕变为中国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最佳孵化器。

　　1979年，“工研院”把半导体电路示范工厂剥离出来成立了台联电(4905.TW)。1987年，“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又被剥离出来组成了台积电(NYSE:TSM)。随后，“工研院”又分别于1988年和1994年将中国台湾光罩和先进积电公司从其组织中剥离出来。

　　这些企业随后迅速成长为全球IT产业中的领军企业。2010年，台积电的营业收入超过4000亿元新台币，占据了全球晶圆市场44.8%的份额。台联电营收也接近1000亿元新台币，占据了全球晶圆市场份额的14%。

　　补市场不足但不涉足市场运作，调企业缺漏但不影响企业运营，对中国台湾的企业而言，引领中国台湾当局从“父爱式”转型成为“无为型”，也许才是李国鼎之于中国台湾经济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