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从当代和历史上来看也是独特的。两国关系的独特之处是由于这样一种局面——在众多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上，世界上两个主要国家是合作伙伴。在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阴阳关系”之中。两国的关系凹凸互补，共同构成一个圆。两国自身虽然都不是一个均衡的经济，但两国经济共同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步伐。

　　美中关系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百人会”在加强两国间的关系和促进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随着美中关系重要性的增强，“百人会”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

　　几天前在华盛顿，我参加了由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等组成的美国代表团，会见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等高级官员以及一些中国最著名企业领袖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花旗集团能够参与这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充满感激之情。当听到骆家辉部长将担任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我也备受鼓舞，我坚信他能够很好地代表美国的利益。

　　花旗集团自1902年起在上海开始其在中国的业务发展。目前，花旗集团在中国的工作人员有5000人。我们在13个城市设有办理零售业务的分行。我们还入股了广东发展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集团也是美国国务院“10万优秀人才”计划的参与机构，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增加美国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学生数量来增强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后4年里，我们在中国的花旗机构计划为美国学生再多提供100个实习岗位。

　　独特的美中关系

　　增强相互了解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太平洋两岸的高级官员和企业领袖都认为北京—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的观点非常正确。

　　但是，我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这种双边关系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从当代和历史上来看也是独特的。作为对手的大国一般都有类似之处。我们两国关系的独特之处是由于这样一种局面——在众多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上，世界上两个主要国家是合作伙伴。

　　这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分歧。但我认为更有建设意义的是强调正在发挥作用的机制和那些对两国更紧密合作有价值的领域。

　　我是一名银行家，一般来说，银行家不是好的政治家，因此，我不打算给出政治建议。相反，我更愿意分析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两国更深入的合作可能发挥的协调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将会如何变化。

　　花旗集团在全世界101个国家设有机构，在超过60个国家办理银行业务。我本人与花旗的员工和许多国家的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自己也经常出国访问。我所接触的多数员工和客户都对美中关系基本上持有相同的看法。

　　美国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不仅仅是因为两国是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这种重要性要超过最大规模这一点。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目前还是最大的创新国家。换句话说，对全球经济总量来说，美国经济具有最大的单一影响力。

　　虽然美国影响的是平均水平，但中国影响着增量水平。中国目前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消费市场，而且正在加快资源利用的步伐，其速度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因此，美国和中国推动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从食品到能源再到原材料，两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增哪类工作岗位、在哪些地区增加岗位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增加就业机会。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不仅要满足美国和中国的消费和经济增长，而且它们也会利用我们的成功，或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受到负面影响。

　　显然，美国和中国承担着两项重要职责：第一，处理好两国的双边关系；第二，共同处理好两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

　　这里我借用一个中文比喻。在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阴阳关系”之中。两国的关系凹凸互补，共同构成一个圆。我认为，两国自身虽然都不是一个均衡的经济，但两国经济共同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步伐。

　　不同的模式，相同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在这种关系存在的多数时间里，美国追求的是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通过借债来进行消费；中国的增长是通过快速增加投资，大规模扩张其出口行业和将大量盈余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

　　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这种模式具有局限性。这种模式造成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的虚幻增长。当泡沫破灭时，这种模式也随之破产。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还清。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主要是在房屋建筑业和住房抵押经纪行业，这些岗位永远不会恢复到从前的状态。随着美国出口和制造业的萎缩，美国经济丧失了大部分关键行业的多样化特点。

　　本次金融危机就像一场强大的风暴，刮走了罩在美国经济上的面纱。在很长时间内，本次危机是第一次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危机使美国人民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巨额的私人和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低储蓄率、大量贸易逆差和缺乏竞争力的出口商品。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模式要好很多。中国比较快地摆脱了本次危机，受到的冲击较少，并且避免了我们所面临的多数最严重问题。中国在摆脱危机影响的同时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10%左右，在过去30年里翻了20倍。最近，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目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或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大国，第一或第二取决于人们采取什么样的度量方法。

　　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如此迅速地崛起。直觉上，唯一可比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经指数暴跌和东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是如此。因此，高储蓄率、高制造业比重和出口导向的模式显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目前中国模式也面临其挑战——中国政府清楚这些挑战，正在努力应对。

　　第一个挑战是高储蓄率问题。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储蓄。许多中国人感到经济上没有保障。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措施还不发达，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和住房，必须储蓄大量的首付款。

　　中国人储蓄的所有资金都必须进行投资。由于中国目前限制跨境资本流动，所以这些巨额私人储蓄无法流出中国和在海外进行生产性投资，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在国际市场上将资金贷出。结果是，我们不能确信什么样的投资是有效率的。由于在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太多货币追逐较少投资机会的现象，所以资产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中国的消费品市场还难以满足其巨大的潜在需求。中国目前的储蓄率是53%，换算成消费率后，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甚至低于一些人均收入明显更低的国家(如印度)。此外，家庭可支配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非常低。工资收入只占到GDP的45%，而发达工业国家一般占65%～75%。中国只消费其年度GDP的35%，该比例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低消费比例可能会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当西方国家的消费增速放缓时。

　　王岐山副总理最近在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提问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中国面临着储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正好是美国经济不平衡的镜像。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而美国的储蓄率又太低了；中国的消费支出太少，而美国的消费支出则太多。美国的问题是政府和私人的杠杆率过高，而中国的问题是积累了超过其可以在国内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中国目前还缺少一个充分有效的安全网，而美国的安全网则刺激了我们的债务问题，也需要改革。美国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中国保有贸易盈余。

　　解决问题靠互相帮扶

　　我们都知道这些不平衡对美国来说是不好的。但目前重视不够的问题是，在长期内这些不平衡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好的。中国政府官员似乎对此非常清楚。

　　中国最近批准了新的“五年规划”，特别强调要重新平衡其经济，更加重视国内需求作为一个新的增长源。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开放，也更加重视高技术、高附加值和低能耗行业的发展。

　　政府官员仍然会面临一些困难的决策，这些决策没有轻而易举的答案，只能权衡得失。使货币可兑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流动性问题和通货膨胀。但可兑换也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和降低经济增长。美中两国之间的对话会继续下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实现正确的平衡。

　　从美国方面看，第一，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设法使国家的融资步入正轨。第二，我们应当努力纠正我们的贸易不平衡，这意味着要解决我们国内经济的“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第三，我们需要使经济更加多样化。第四，我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促进和帮助创造一个更好和更具有保护性的知识产权环境，我们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第一点，我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我只想强调的是，没有信心就不会有经济增长。对恢复信心来说，解决债务问题的一个可行计划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计划会鼓励实际投资的增长。其他三点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美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大的出口国。

　　目前，中国可能相当于或接近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出 ——　两个国家去年各自生产了大约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但美国实现上述产值只需要1100万制造业工人，而中国则需要1亿制造业工人。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但是，美国已经是一个弱的出口国，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尤其是如此。根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统计，在全世界15个最大制造业经济体中，美国的制成品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仅位居第13位。美国只高于巴西和俄罗斯。换句话说，从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占产出的比重看，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5%。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帮助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了其出口和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消费过多，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刺激其他国家购买和消费美国的商品及服务。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形成巨大的消费群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和进入中产阶层 ——　有人估计，仅2009年就有7000万人。根据另一项估计，到2020年，新增消费者支出的3/4将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亚洲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地区。

　　我将这种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视为一种机遇。美国企业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经济，并通过恢复美国出口业的活力来纠正我们“消费者—供给商”之间的不平衡 ——　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者大量销售产品和服务。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守自由贸易的承诺。正在等待美国国会批准的三个贸易协定——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和扩大美国出口来说非常重要。在多边层次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协定也同样重要。

　　但正如已经指出的，目前为止，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者市场最不发达。中国消费者的崛起不仅仅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这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收入增加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美中关系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我前面讨论的多数问题是需要美国和中国分别优先考虑的国内问题。但还有许多需要我们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有必要帮助建立和支持一个国际体系，这一体系不仅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有助于促进全球能够在更广泛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都在观察着我们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政策。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平均和增量消费国及价格决定者，美国和中国也是影响全球就业人数的主要直接和间接因素。世界的就业需求是巨大的。据一些人估计，为了从本次衰退中恢复和保持目前的人口趋势，在未来8～9年里，美国需要创造125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需要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印度需要创造8800万个工作岗位，非洲需要增加1.25亿个工作岗位，拉丁美洲需要4400万个工作岗位。整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创造约4亿个新就业机会，每年超过4000万个。

　　目前为止，尤其是受到本次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的重点一直是创造本国的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关注我们自己的增长已经不够了。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问题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第一，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第二，因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政治稳定，这种稳定与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关系；第三，因为我们的生产越来越依靠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最后，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正确的事。

　　这种关系的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共同的任务是维护这种关系。陷入贸易战或更糟糕的情况可能符合某种历史模式，但我认为，目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历史永远是由领袖所塑造的。今天的与会者都是领袖。我感谢“百人会”在促进美中关系在更广范围内合作所作的努力。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花旗集团也会尽自己的努力。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摘译自伊文思·莫斯克行长2011年5月23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比利时—卢森堡商业俱乐部”午餐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