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没有出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单纯地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可能使得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将迅速落后于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加剧通胀。因此，我们在运用货币紧缩政策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扭转资源和劳动产品的持续外流，避免中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 潘亮

　　在我国6月份6.4%的CPI数据公布后，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李迅雷在微博中风趣地表示：“6.4%的CPI新高是被猪拱上去的”。在“豆你玩”、“姜你军”后，猪肉价格领衔成为新一轮观察CPI的“风向标”。

　　玩笑归玩笑，但说如今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就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恐无异议。众多学者把讨论的焦点放到如何通过货币政策抑制通胀上面，即货币政策是应该继续从紧还是要有所转变。但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的通胀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货币现象，如果单纯地“一刀切”提准加息，可能有将中国经济引入“滞胀”的风险。

　　顾名思义，“通货膨胀”就是相对于可交易的实物商品而言，流通的货币数量过多，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理论上，引发通胀的原因有三种：1，实物商品供应稳定，但流通货币量突然增加；2，流通货币量保持稳定，但实物商品供应突然减少；3，流通货币量增加的同时实物商品供应减少。

　　第一种通胀的典型案例是16世纪西班牙的通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大幅提高(商品供给基本稳定)，造成西班牙物价上涨了4倍。第二种通胀的典型案例是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黑死病后产生的通货膨胀。由于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商品供给大幅下降，物价上涨。在1348至1351年间，小麦价格上升2.4倍，据英国历史学家罗杰斯研究(J.E.T Rogers，1908)，“1350至1400年间，英国东部各县谷物脱粒工资上涨60%，中部各县上涨37%，南部各县上涨48%，北部各县59%。大灾过后，英国人的工资并没有下降，整个英格兰地区的价格都在上涨”。

　　正因为引发通胀的原因有不同类型，抑制通胀须“对症下药”。对于由流通中货币量骤增引发的通胀，紧缩银根是“对症良药”。但对于由商品供给短缺造成的通胀，则须从供给方面寻找解决之道。比如：如果由于南方水灾导致蔬菜产量下降、运输不便，造成全国蔬菜价格上涨，那么单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价格很难使蔬菜价格回落，反倒会使更多的菜农因无法负担高昂的财务成本而放弃种菜。

　　笔者认为，引发中国本轮通胀的既不是简单的实物商品供给不足，也不是单纯的流通货币量骤增，而是流通货币量增加的同时实物商品供应相对减少，即第三种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结构的矛盾。

　　在中国加入WTO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结构下，中国在经常项目上实现贸易盈余，实际上是一个货币持续流入而资源和劳动产品持续流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货币存量因贸易盈余的美元流入不断增加，而国内存量的资源和劳动产品却通过外贸持续流出不断减少。当资源、劳动产品与货币之间的逆向流动持续扩大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表现为经济体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实际反应的是，相对于国内因贸易盈余而不断累积增加的货币购买力，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因外贸而持续外流所造成的供给紧张。

　　如果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近似代表我国当年创造生产出的资源及劳动产品总量，用外贸进出口净差额近似代表当年通过对外贸易流出的资源及劳动产品总量。那么，外贸进出口净差额占GDP的比重，就可以用来衡量当年中国资源和劳动产品外流的程度。比值越高，说明资源和劳动产品向国外流出的越多，反之也就意味着资源和劳动产品对国内的供给越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表一)，从1990年至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净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保持在2%~3%的水平上，在2003年后，这一比重开始直线大幅上升，从2003年的1.54%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7.59%，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外需大幅下挫，外贸进出口净差额占GDP的比重才回落至3.94%。

　　这些数据正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资源和劳动产品的外流程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经常项目盈余从2001年的174亿美元，急速增涨到2008年的4261亿美元，而这些经常项目盈余的美元在强制结汇体制下，全部变为人民币，以基础货币的形式注入了中国的经济体内。在基础货币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资源和劳动产品外流程度的显著提高，造成了国内供给的相对短缺。由此可见，本轮通货膨胀并非是偶发的，而是在经济运行多年中矛盾逐渐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集中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不能扭转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不断加速外流的趋势，而仅仅希望依靠单纯的货币紧缩政策来彻底解除通胀，最后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央行提准加息确实对通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随着作用的边际递减，我们应考虑运用综合手段来治理通胀。利率的上升对需求与供给是同时起抑制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利率上升可能会使需求下降得快，而供给下降得慢，这样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供给会变得相对充足，从而缓解通胀压力。但是，当高于这一范围后再提高利率，需求就会下降得慢，供给反而会下降得快。这就造成相对于有效需求，供给变得越来越少，通胀就会重新抬头。

　　而高利率对实体经济的杀伤力是不可忽视的，它会迫使生产企业由于资金链紧绷，为了缩短回款周期，而不得不更多地将商品降价出口给资金充裕的外国采购商以加速资金回笼，免收高利贷的盘剥(利率越高，国内采购商的付款周期越长，生产企业维持运转就不得不提高负债规模)，结果反而强化资源和劳动产品加速外流的趋势。

　　利率在什么范围内上升有利于缓解通胀，超过什么水平提高利率反而会加剧通胀呢？如果我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近似代表我国当年生产创造出的资源和劳动产品总量(即资源和劳动产品的供给总量)，用GDP减去外贸进出口净差额近似代表国内对资源和劳动产品的需求总量，我们会发现当银行1至3年(含)贷款利率从2002年的5.49%上升至2007年7%的水平时，资源和劳动产品供给总量的增速基本是高于需求总量增速的(见表二)。这说明在此范围内提高利率，资源和劳动产品的供给增长能够充分满足需求的增长，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所以，此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对通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当利率高于7%以后，供给的增速开始低于需求的增速，资源和劳动产品的供给增长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通胀就会重新抬头。

　　7%成为利率抑制通胀效果的临界值并非偶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表三)，从2002至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年成本费用利润率一直维持在6%~7%的水平，当我们的贷款利率上升到6%以上时，实体经济平均一年的利润仅够用来偿还贷款利息，如果利率继续提高至7%以上，那么实体经济辛辛苦苦一年赚得钱连利息都有可能还不上，哪里还有钱维持再生产？这对供给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截至2011年7月，我国银行1至3年(含)贷款利率已经上升至6.4%的水平，离7%的临界值已相当接近，如果再考虑美债违约可能带给我们的利率冲击，提准加息作为抑通胀政策工具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在整个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没有出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单纯地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可能使得国内资源和劳动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将迅速落后于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加剧通胀。因此，我们在运用货币紧缩政策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扭转资源和劳动产品的持续外流，避免中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