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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22日 11:12  《中国慈善家》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当灵魂的触动碰撞到物质诉求时,为何往往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如果将5月8日雨夜发生在故宫中的那起盗窃案拍成一部电影,那么,它只可能是一出荒诞不经的讽刺剧。在一个事先毫无准备,且在同乡眼中历来胆小怕黑的瘦小农民一时兴起的贪念面前,那些让故宫赢得世界最安全博物馆之一称号的配备了犬队的保卫、不计其数的栅栏、铁窗和防暴窗户,仿佛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而被巡查人员发现后很快逃脱,却于58小时之后在网吧被捕的结局,也彻底抹掉了这位盗窃者身上的传奇色彩——尽管他轻而易举地在几小时内就窃取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文物。

  被盗的九件珍宝(其中两件已损坏的藏品被盗窃者丢落)均为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故宫的临时展品,这无疑是对故宫声誉的一次极大损伤。案发三天后,在故宫博物院和两依藏博物馆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冯乃恩鞠躬道歉。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也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切实做好文物安全工作,加强设施建设,健全机构队伍。

  其实,中国并不缺乏文物保护类公益组织,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民间非公募基金会以及企业、学会、NGO和个人志愿者在文物保护领域一应俱全。单是国家文物局名下,就设有三个民间文物保护机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文物学会以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挂靠在国家文物局下,主管单位为文化部)。其中,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为学术团体,多进行一些研究讨论和意见征集;文物保护基金会则是具有公募资格的官方背景NGO,举办的活动也多为研讨和评选。不过,曾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奖的北大博士姚远却向《中国慈善家》透露,这些机构的从业者,多是曾在文物局工作多年的离退休人员。

  而今年3月,故宫更是成为国内第一个成立了基金会的国家级博物馆,其吸纳了一批国内鼎鼎大名的企业家,王石、冯仑、马化腾、宁高宁等每位发起人出资200万,使故宫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募得1600万元善款。

  对于该基金会的成员,冯乃恩曾强调,第一标准是企业必须要有强烈的文化兴趣,其次才是保障基金会项目运作所需要的资金。“不单单是资金的投入,而是身心的投入。”但现实却是,故宫基金会网站上公布的电话常常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网站也鲜少更新。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环保等领域,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不是扶贫济困、救灾赈灾等需要强大国家力量支撑的项目为重点,以此来体现民间组织和政府的不同分工。但在中国,情状却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主编的《2011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慈善公益项目分为救灾及灾后重建项目、教育项目、扶贫扶弱项目、医疗卫生健康项目、环境与动物保护项目、筹款项目六大类,但文化保护类项目却没有位列其中,更遑论其物质承载——文物保护了。

  文物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公益话题,竟然在公益事业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无奈地被边缘化,并沦落为公益圈的“非主流”。

  来自民间的救赎?

  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白天在文物局上班,一得空就会到自己发起创办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主持工作,而相比前者,后者更是这位文物保护先锋“战斗”的前线。“目前很多做文物保护的机构,只是拿了钱做做样子,很少参与实际的工作,而CHP不骗人。”何戍中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本人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常常会用自己的知识,对抗不合法的拆迁和改造,同时我也有一些媒体资源,会多管齐下,发动老街区的普通百姓参与到古建筑保护中来。”

  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草根机构,CHP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经其调查发现,日本一家名为MIHO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中国被盗的文物,何戍中写邮件给MIHO与国际刑警,并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使得MIHO展览延期举行。最终,不仅被盗文物追回,MIHO法律部主任被撤职,文物走私犯也被抓获。

  而姚远也是一名积极的文保志愿者。近年来,在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中,姚远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拍照并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回到学校后又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法律法规,撰写呼吁文章。“其实文物保护领域志愿者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很多需要保护的建筑,都是由志愿者最先发现的。”姚远说。

  然而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草根机构和志愿者的力量毕竟十分有限,呼吁施压是他们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方式,在真正的执行层面上,能够决定大局的,依然是政府有关单位。而令从事文物保护的各界人士头疼的是,项目只能一个点一个点分开来做,耗时长,见效慢,又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如今善款的流向分类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更令人遗憾的是,文物保护类机构的运行机制和自身能力仍存在很大的缺陷,一位参与了民政部组织的公益机构评级工作的学者告诉本刊,当前大多数文物保护类机构做得非常不到位,甚至评分不及格,所以享受不到国家任何政策优惠。

  就在文物失窃案后,又爆出了故宫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丑闻。故宫曾将失窃事件归因于安保经费不足。其每年约5亿元的门票收入并不是自己掌管,需全额上缴国库,依靠年度预算,经过财政部、文化部的逐级批复之后,才能投入使用,去向则完全用于文物保护,这不仅包括书画、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还有故宫建筑群等不可移动文物。

  有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中,每年全国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投入2500万元,这笔资金即便全部用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是杯水车薪,这也是很多文物场所自办经营实体的重要原因。2005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但在后者2009年年检报告书显示,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亏损。有业内人士表示,文物遗产常常由文物部、建设部、旅游部等近十个部门分头管理,之间的职责关系界定模糊,有些甚至是相互重叠的,彼此之间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洋洋大观,藏文物于万千。可以说,文物保护,关乎历史传承与文明沿袭,它不仅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也是在物质发展之外,一个文明良性而非畸化发育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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