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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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20

　　李翔

　　我曾远远地见过李光耀一面。那是在他每周例行的中文课后，他推着自己的太太在公园散步。4年后，也就是2010年的10月份，他的太太去世。让西方人（也包括一些东方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李光耀在私生活方面秉持着极好的个人道德，他是个高度自律的东方丈夫，是一个重视家庭胜过个人欲望的儒家信徒。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这跟道德无关，不过，如果考虑到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最近的性丑闻以及随后媒体对权力精英们在私生活上的鄙夷，你得承认这是个惊人的成就。　　　　“李光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他全盘谴责一个会被与女人不检点行为所绊倒的领袖。他本身与女性的公开行为以及态度显然没有任何争议。从来没有绯闻。他本身的著作中揭示他对母亲的近乎崇拜，以及对妻子永恒不变的爱。”美国记者汤姆·普雷特在《李光耀对话录》中说。不过此处是为了嘲讽比尔·克林顿。普雷特戏称克林顿为“魅力机器”。

　　在那之前我的同事发了一份冗长的传真到李光耀的办公室，大约一周后的早上我们接到一个谨慎的回复：资政决定不接受你们的采访。那是2006年，他已经担任了长达16年的资政。他一手挑选的总理吴作栋也已经在两年前卸任，同样获得了资政的职务。新加坡的治理权成功地交给了他的儿子李显龙。但很显然，李光耀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新加坡。我们所见到的新加坡人谨慎地传播着关于他的政治笑话。而且，即使是这些笑话中也蕴含着对李光耀的赞美。即使在出版后近10年，他的两卷本回忆录在新加坡的Pa-geOne书店中仍然摆放在畅销书书架上。当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和新加坡（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马凯硕都在公开的言谈中奉他为导师。人们无从想象李光耀会有退休的一天。到新加坡的所有人都想见他。他的资政办公室被各种请求接见、交谈和采访等包围着。当然，事实上所有人都有隐退的一日，即便很少人能抵挡住长居权力中心的诱惑。5月14日，李光耀和他的门生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称：“是时候让年轻一代推动新加坡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向前了。”

　　普雷特提到一则流行的笑话，笑话说新加坡的今日有赖于“圣父、圣子和圣吴”。但是他没有勇气当着86岁（2009年接受普雷特访问时的年龄）的李光耀说出这则笑话。是李光耀率先开始谈论他的成功之道的。“当我在50年代出来竞选，胜出，带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然后又退出，我就必须为他们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让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

　　“这项任务实在是太艰辛了。”李光耀说。在他成功之后，他认为自己的下一个成功是寻找到了合适的接班人。我们在他的第二卷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是多么谨慎地来挑选自己的接班者，他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邓小平在挑选继任者上的失败——在接受普雷特的采访时，他并没有因为这项失败而对邓有所不逊，他仍然坚持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当他在1990年决定辞去总理职务时，“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寻找一个可以维持这个系统的接班人。一旦这个系统崩坍，我的努力就功亏一篑。”

　　他挑选了吴作栋，“圣吴”，“我在背后指导他，教他如何做出改变……在六个月内，三位部长由于不喜欢他的作风而离职。我劝他们收回请辞。”在他看来，“吴作栋的成功意味着我已经成功，不只是他成功而已。”接下来，在做了14年的总理之后，吴作栋“决定帮助我的儿子成功”。

　　在隐退之前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划时代”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选。他在声明中说：“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后，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新一代的力量他已经见识过。在选战中，24岁的国民团结党候选人佘雪玲超越了李光耀——对，正是国父和其回忆录一直摆在新加坡书店畅销书专柜中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政治人物在Facebook中被关注最多的人。的确，这个24岁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日本殖民、没有带领新加坡人实现从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岛到一个发达国家的丰功伟绩，也不认识那些全世界最显赫的政治人物。不过，这里是Facebook，不是某一个其记者排着队等候采访李光耀的出版物或电视台。人民行动党取得的选举成绩放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都值得其领导人高兴，但是如果考虑到它在新加坡独立后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没被挑战过，输掉一个选区和国会87个席位中的6个，就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成绩了。　　　　作为一名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者——普雷特称李光耀为“当代马基亚维利”，早年还有人称他为亚洲的基辛格，李光耀对此应不会有什么意外之感。“任何制度都得不时检讨。没有一项制度可长久执行。情况会改变。而一些制度的弱点被人过度利用，你必须检讨。你不能说这是长久有效的普遍原则。”在普雷特的《李光耀对话录》中，86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如此说。说这话时，只需要再等一年多，李光耀就能看到他所称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在这次大选中，李显龙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检讨之法。他因为父亲所说的话向选民们道歉。国父在见媒体时称那些投票支持反对党的选民们有5年时间“要度过和忏悔”，这句秉持李光耀一贯精英姿态的话激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反感，他们在互联网上留言，戏谑说如果自己投票给人民行动党，那就有一生的时间“要度过和忏悔”。他的儿子李显龙请人们原谅父亲一贯的直言，并且说现在的执政者不能再像父亲那样独断专行：“选民给我们的信息是要政府采取适合新时代的治国态度和做法……我们很清楚地听到了你们的心声。”

　　当然，2009年汤姆·普雷特在新加坡为了准备他的亚洲巨人系列图书而给李光耀做访问时，他并不能预知新加坡发生的这种变化。有人甚至称这次选举带来的变化是告别新加坡此前的治理模式。

　　普雷特是带着西方媒体人看待新加坡的典型目光来访问李光耀的：他将李光耀视为亚洲巨人，是将一个城市国家改头换面的杰出领导者和创造了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国家的高明管理者。另外一种典型目光的代表是普雷特在访问中提到的已经过世的名专栏作家萨菲尔。他反感李光耀的行事方式，以狐疑的目光打量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极端时他称李光耀是“东南亚的小希特勒”，温和时也认为李光耀是个危险人物，而且是个教导共产主义中国如何做事的危险人物。新加坡对口香糖的禁止，用古老野蛮的鞭刑来对待贩毒者和吸毒者，以及政府在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时的决绝，李光耀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态度都让西方人在打量他时，内心清楚这个说一口流利英式英语的黄种人并不是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奉行者。而另外一些人则对新加坡的井井有条与秩序惊人羡慕不已，认为在必要和能给公众带来利益时来一些李光耀式的威权也不错。他们已经受够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认为他们无能、缺乏智慧和决断力——不过这也是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对政治领袖们的通常看法。“财政稳定，金融繁荣；国际机场就像一个炫丽多彩的电影场景；国内的基础设施足以让有‘海湾明珠’之称的迪拜感到妒忌；95％的国民居者有其屋；华丽的购物广场可媲美电视剧‘比弗利山庄90210’；这里的公共学校办得比美国还出色，学生数理成绩比日本还优秀”，更别提它处处一尘不染、治安良好还不堵车，政府高效且廉洁，所有这些都让受够了民主弊端的西方人羡慕。李光耀给予普雷特的特殊照顾也让这位知名媒体人更加对这位“亚洲巨人”有好感。随着李光耀的年龄增长，采访他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普雷特还能拿到独家的长时间专访。当然，在两次谈话的间歇，他也会有这种担心，即自己对李光耀是不是过于友好——在媒体这个行当，规律是你越是苛刻，越是摆出一副不友善的面孔，你的同行和读者也就越会赞美你的批评性。

　　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是稍纵即逝。“如果你强迫这位非常有自信（有时太容易恼怒）的人物回答问题，访谈就会栽跟头，对谁都没好处。冷淡的气氛无益于热情的表达。”普雷特对自己说。更何况他本质上还是个真心诚意的李光耀的赞美者。即使是在他使用“马基亚维利式的”、“现代的霍布斯式”的这些词组时，他也在试图表达对李光耀的赞赏。

　　他称这位当时86岁的新加坡国父为“狐狸”。这是他用以赛亚·柏林划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方法来划分政治人物。狐狸知道所有事情；而刺猬只精通一事。李光耀是只老狐狸，行事时甚至没有具体指导原则，而只是随机应变，“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我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在面对困境，重大问题或各种矛盾时，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效，我会检视我还有哪些替代选择。我会选择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案，但是一旦失败，我还有其他方法。”

　　正是这种价值观让他成为最好的中国观察者。在198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政治家通过李光耀的眼睛来理解中国。他不相信不通过牺牲就能达到目的，也不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就只能采用某种特定手段。这种功利主义让他在看待中国时分外实际，而不至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使他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有些站在中国这一边说话，1989年之后他就坚持说中国还会回到改革与开放的道路上。他也是邓小平的崇拜者。“我会说最伟大的是邓小平。在他的那个时代，你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说服和镇住他的保守派同僚的伟人，并对他们宣布：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他似乎又对中国不大友好。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采访集中，李光耀说，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新加坡来说是最好的局面，“他们（中国）说不称霸。如果你不准备称霸，为什么老告诉全世界自己不要成为霸权？”

　　尼克松曾经在自己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如果不是因为生在新加坡，李光耀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政治领袖。是这艘船本身的容量限制船长获取更加辉煌的成就。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蒂尔说，李光耀“曾有抱负成为整个马来西亚的首相”。不过当时的首相东姑毅然决定让新加坡独立。当李光耀向他的同事和人民们宣布新加坡独立的消息时，泪流满面——至今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展览室内仍摆放着这张照片。而在他回忆录的第一页，李光耀就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马哈蒂尔，李光耀的老对手和新加坡独立之前在大马国会的同事说，“李光耀比新加坡来得有影响力。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太小，不足以让他发挥‘巨大’的才华。”

　　李光耀携吴作栋的主动隐退，是否表明这位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存有和当年蒋经国同样的想法，即在自己的身后仍然留存一种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的耻辱，我们无从知晓。现在也很难判断，新加坡刚刚过去的出人意料的大选是否表明李光耀所成功实践的、对亚洲和超出亚洲范围内的威权国家颇具吸引力的治理模式已经过时？这种治理模式成功混合了政府的威权、执政党不可撼动的地位、高速的经济发展、全球一流的金融和商业环境及良好的社会治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87岁的李光耀必定会作为众多政治人物的行为榜样存在于世界历史上。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他对地缘政治的认知和对权谋的熟练使用，他如何捕捉到机会让自己的国家得利，这对任何政治家而言都是颇有教益的一课。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