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文

　　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凭坚固的金融马其诺防线安然渡过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高枕无忧，越来越大的资本黑洞——民间借贷正日益侵蚀中国的金融安全与实体经济。今天的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民间借贷活跃与否与银根紧缩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央行连续多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量银行资金被冻结，导致银根紧缩，而企业又亟需融资出口，于是门槛低的民间借贷成为不少中小企业的首选，这也直接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蹿升。

　　2010年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高。相关监测统计，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高达40%左右，事实上真实的贷款利率还不止这个数。因为检测机构检测的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还会有所保留。温州一家中小企业急需100万周转，借款12天，月利为8分(8%)，这个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高峰。民间借贷彻底打上高利贷的烙印。

　　疯狂的民间借贷，或许将成为压垮部分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人民币升值、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碳经济(节能减排)、通胀压力、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中小企业发展步履维艰，如今脖子又被卡上融资困难。

　　处于多个现实玻璃墙阻隔的夹缝中，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别说8%、6%甚至2%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为了周转资金，不借就可能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于是他们铤而走险，不少中小企业把高利贷看成救命稻草。借高利贷更像一场赢是小概率事件的赌博，咋舌的高利率把中小企业推上走钢丝的陷阱，稍有差池，如回款慢了，企业就可能还不上这笔高利贷，那么救命稻草成了压垮企业的稻草。

　　疯狂的民间借贷异化性加强，不断吞噬中国的实体经济，“招安”民间借贷，引导其健康发展已是箭在弦上。

　　对于民间资本，一方面我们要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民间金融一棍子打死，一味采取堵、塞等简单、粗暴方式加以打压非法融资方式，无济于事，不但会屡禁不止，恐怕更多的草根银行甚至地下钱庄都要冒出来了。因而，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

　　如果只加强政府监管这边的砝码，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以浙江为例，浙江民间集资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政府监管部门的人却寥寥，这对于规模浩大的民间借贷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者法不责众，这么多人都卷入其中，到底惩罚谁好？

　　即使是正规金融机构加大资金供应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下金融猖獗的问题，只能暂时缓解。毕竟，银行很难取代民间融资的地位。而且，金融资本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会带来大量的道德与法律风险，大量的金融创新被阻碍，金融创新所需的制度变革也会停滞，而且权贵资本主义会更为泛滥，更为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产生。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问题，就需要将那些原来不合法的善意民间集资转为合法化，并对之进行规范。当大量善意的民间集资合法化之后，只剩下恶意的集资行为，那么打击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结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

　　事实上，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新36条”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机构准入门槛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政策出台后的欢喜很容易被现实的高墙挡在门外。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少数的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的游戏”，即便如此，小额贷款公司也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待遇而处境尴尬。

　　既然“招安”，就不能把疏导民间借贷看成放虎归山，每放开缰绳一步，都要在周围竖起无数个栅栏，这哪是让其归山，反倒像在监狱里放风，如此一来，民间借贷反倒觉得不被“招安”更自在，“招安”将何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