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田：我说我追求理论上的成功
天津不见得什么事情都要看北京、上海的眼色行事，我们可以发挥局部优势。金融租赁可以这样，其他行业也可以如此，这是一个示范作用。天津太需要这种思想意识了。
杨海田：我说我追求理论上的成功
《锦绣》杂志主笔：邹波
《锦绣》杂志记者：陈培婵
前面有关空客的文章中，我们引出了买空客飞机的买主—融资租赁公司，继而发现了融资租赁这个中国的“新事物”。
在发达国家，金融经济一般由三个方面构成：银行业，大致占到50%；金融租赁，占30%；证券业，包括基金、股票、企业债券，加在一起20%。
正如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涛所说，天津没有上海那么好的经济腹地和历史传统，也没有北京高度的决策聚集中心，但国家给了天津金融先行先试权，融资租赁就成了天津金融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滨海新区有关人士说，在未来的于家堡金融中心里，融资租赁、私募股权基金、国际再保险等方面的金融企业，将占更大比重。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有过金融租赁公司，但是后来被清理了，再后来，它被重新推动起来，在尚无完善立法的情况下，融资租赁成为盘活各种僵化巨型固定资产(包括飞机、船舶、厂房、“非商品房”楼宇、机车、重型施工机械等)的重要手段。
杨海田就是一位推动中国融资租赁业的先行者人。不仅如此，早在1985年，他就作为天津计委一名普通干部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
口述：
原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会长杨海田教授
天津一贯有这么一个观念：所谓的“津门”，也就是北京的门户。中央也这么看。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天津的作用就是保持北京的稳定，天津的发展要服从北京的整体安排，这就在很多层面上限制了天津的发展。比如天津机场是首都机场的备降场，不允许有更多的航线，因为北京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天津机场就有用了。虽然天津是第三直辖市，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北京、上海干不成的事，才能考虑让天津做。所以，天津发展一直很慢。有人说天津是个三流城市，甚至说天津是北京的农村。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一个城市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动因和外部条件。有时外部条件不成熟，你想发展也不成，然而条件成熟了你能不能抓住机遇、营造一个可以发展的环境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后，天津迎来了这个机遇。天津不一定什么事情上都做老三，在某些领域天津甚至于可以在全国起到主导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我就在鼓吹这个观点。当时我在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工作。1985年，我提出“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得到了经济学家程大林的赞成。但是刊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更多人理会，最初的投稿还被退回来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新华社的一个记者聊天，他把我的想法写成了内参。这个内参被国务院主要领导看到了，专门有个表示支持的批示，但是他说最好给“环渤海经济圈”改个名字，提个中国人听着习惯的。
天津市政府就找到我，我当时只是个副处长，他们找到我的时候还有点儿不高兴，让我们赶紧研究，起个别的名字再报上去。我就赶紧找人商量，因为环渤海跟长三角、珠三角还不一样，环渤海是三省两市，是一种环形分布，还是有“圈”的意思在，但是要避免大东亚共荣圈的阴影，后来我主张叫“环渤海”，就报上去了。
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是李瑞环，他非常有闯劲。随即在1986年就组织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办公会议，一开始有12个城市参加。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的变化—一个地区要发展总会有一个中心，那么环渤海的中心到底是谁呢？环渤海包含北京，我们也曾经在政府层面与北京有过协调，但是北京根本不买天津的账。不过，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天津不牵头，没人牵这个头了。当然，北京也因此变得非常被动。我们这个办公会议是会员式的，北京不是正式成员，可是他们想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总会派个人过来看看。这个会议每两年开一次，现在还有。北京至今也没有正式加入。
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议的会员已经有四十多个，而且突破了三省两市的范围，像河南省安阳市、新乡市、濮阳市也主动加入了。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不是行政区域的概念，而是自然而然的。包括内蒙古的满洲里也加入了，这就是三北的概念。
随着时间推移，环渤海被认为是中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引擎，天津成为环渤海的龙头城市。十七大之后，国家关于天津的战略意图更为明确：强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将之打造为环渤海湾经济圈的龙头，从而带动华北、东北等中国北方地区的现代化。这与我们80年代的预测是一样的。不过，这个事情重点不在于说天津牵头了，而是在于天津人自己在观念上也开始发生转变。
现在我的这种观点市里面还是赞同的，天津已经是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北京也已经正式放弃了经济中心的定位。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哪里？一般人包括天津人都认为在上海，还有人说是广州，认为它们有优势，但是我认为，根据区域发展一般规律，天津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天津的优势在于交通便利、科技发达、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丰富。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些优势沿海城市都有，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天津有一个优势别的地方没有，那就是临近北京。
从世界范围看，凡是幅员辽阔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律：这个国家有一个经济中心也有一个政治中心，这两个中心应该分离，比如纽约和华盛顿；而且，经济中心以政治中心为依托，政治中心以经济中心为基础，所以二者又不能离得太远，最佳距离是200公里左右，这就是区位优势。
2006年以后，国务院将滨海新区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让天津成为环渤海的龙头，过去对天津的定位是“北方的重要的经济中心”，现在把“重要的”三个字去掉了，去掉“重要”非常重要，现在还应该去掉“北方的”三个字。
天津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必然会让国家选择天津承担这样的职责。天津要超过东南沿海，超过上海。天津虽然是个直辖市，但是自2004年以后GDP一直排在全国第六位，位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苏州之后。前年我做过测算，天津有可能从2009年开始借着国家给的政策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天津的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在16%以上，大致到2010年后就有可能逐渐超越苏州、深圳、广州。“十二五”末期，也就是在2014年、2015年超越北京，成为第二大城市经济体。如果再加上天津本身的努力，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而且天津所在环渤海的优势比长三角、珠三角的优势要更加明显。对整个国家来说，第三个引擎的动力恐怕要超过第一个和第二个。成渝经济区前阵子也批了，但是那个还早着呢。
2009年天津GDP就超过苏州了。但是那一年天津是7400亿元，苏州一开始说他们是7000亿，但后来苏州说他们算错了，又增加了600亿元。2010年天津公布了9108.83亿元，但是苏州埋伏着一句话：超过9000亿大关，到底是多少，他们没有说。我认为苏州的朋友也在看天津。要知道，苏州是地区级城市，跟天津在行政级别上差好几格，但是苏州的书记和市长都是省里的常委，虽然是地区级城市，苏州城市发展的动力特别大。苏州在2005年的时候GDP超过了天津，当时一般人都没有意识到。
苏州与天津其实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说两个生态园都是国家级的，都是新加坡搞的。另外苏州在长三角，天津在环渤海，只是苏州不是长三角的中心。但是苏州有一点是天津没有的，敢争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精神的作用非常大。
并不是说因为我在生活这个地区、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这么说，我力求让自己的研究不受所在地区的影响，我现在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希望别人采纳我的观点然后提拔我的想法。
超过苏州之后，接下来还有三次跨越：北京、广州和深圳。广州也这么认为，但是天津市不敢这么认为。我也认识深圳和广州那边的朋友，他们都这么认为，如果广州市不能再努力，迟早要被天津超过的。
天津周边的中小城市聚集程度、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城市密度还都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但既然发展天津是国家战略，国家就会给一定的优惠政策。
所以说要完成这三次超越，天津的后发优势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由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90年代的长三角，到现在的环渤海。今后5—10年，环渤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会起到另外两个经济体所起不到的作用。
天津是个很奇妙的城市。在清朝的时候，北京是中心，但民族事务在承德处理，经济事务在天津处理(卖国条约大部分是在天津签订的)，训练军队在保定。现在，天津具备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客观条件，国家也希望天津这么做。但是可能归可能，如果自己不努力，这种条件不能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倾斜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机遇可能就失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辈子就跟租赁结下了不解之缘。租赁这个概念此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发展也很慢。租赁是80年代初期荣毅仁提出来的。当时借鉴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形成一定的机制，也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那时候是外经贸部和人民银行两家批，外经贸部批了二十几家叫做外商租赁公司，人民银行批准了十几家叫做金融租赁公司。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不具备发展金融租赁的客观条件，没有多长时间这些公司基本就没有了。
这段历史很重要也很有意思。金融租赁是个很好的金融工具，但为什么在中国就行不通？我开始研究。1992年，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其他银行是不得开办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非金融业务的，但是交通银行属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可以试验搞这个非银行金融业务。
因为这个银行有地方股份，我就从计划委员会调到了交通银行。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实习锻炼之后去当副行长，主管非银行金融业务。在那时候我做了一单正规的金融租赁的业务—我们的信托业务部做的，八台大轿车，从天津运到了温州，非常成功。当时我就意识到金融租赁可以作为信托业务的一种补充。因为金融租赁直接控制着资产而不是贷款，然后给你还本付息，有它的优势，我就开始重视这件事情。紧接着，我在天津市推出了楼宇按揭贷款，我用3年时间推动的，做了7×20年的第一单业务，这是大陆上的第一单楼宇按揭贷款。这些都是从香港学习来的。通过做这件事情我发现楼宇按揭与银行信贷不一样，与金融租赁也不一样，各有各的优势。楼宇按揭我们做了3个亿。但是总行不高兴了，因为我是地方干部，根据业务性质，总行不希望地方银行与地方发展关系过于密切。
到2000年，我已经是交行天津分行行长了，具体的金融租赁业务也顾不了那么多事情。但是这时候，总行调我到北京当清算组组长，清理一家金融租赁公司。这家公司是80年代成立的，几家银行都有股份，交行是大股东，当时总行说你既然对金融租赁感兴趣你就去吧，这是全国机构，在南京、成都、北京、云南都有分支机构，我一听还挺高兴，但是我的朋友们就告诉我这是要把我调走。我说走就走吧，我很感兴趣。但是我做了两年之后发现，公司还能收回来七八个亿，不仅资产不损失，还能继续运营。我不想让它破产，想转制。
其实，这家公司与上一个时代金融租赁公司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是国家对金融租赁的发展没有规定，再加上那个时期诱惑很多，比如炒钢铁、楼盘，他们把资金集中起来都去炒了，基本上没有做过一单正规的金融租赁业务，一发生变化就资不抵债。而且内部管理有问题，内部风险防范措施根本就谈不上。我查了查，一个高干子弟既是董事会成员，又是国外业务的经理，他用职权拿走了1.4亿，在野三坡搞了一片别墅。要清算我就提出这个问题，给总行和市长都写了汇报。北京一个检察院非常感兴趣，但我不想通过检查机构来解决，我就是想跟他当面谈谈把钱拿焕淳秃昧耍敲挥械玫礁卟阒С帧K裕挥形业骼耄砩闲脊酒撇院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