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屋倒塌率高达93%的民乐村废墟上，聚集在此的建筑家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想和希望，重建起新的住房、新的社区、新的生活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近年来，“艺术家”与“救灾”这两个词儿，似乎正被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画家和书法家捐赠作品，演员和歌手参加义演，那么建筑家呢？大家也许顺理成章地想到了捐献设计方案。不过，参与民乐村“震后造家”行动的建筑家们却说：“我们造的不只是房子。”

　　许多建筑家一直怀揣着“建筑艺术引导社会”的设计理想，却苦恼于“现代建筑只是为有钱人装点门面”的无奈现实。废墟本是“摧毁”的产物，而“震后造家”计划却要在废墟上再造出一个家园，它不仅给了建筑家们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建筑理想的平台。

　　“这个项目会搀杂进每个建筑家的理想，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项目，我们实际上是在建造一代或几代人未来的生活方式。”北京超城建筑的建筑家车飞的这段话，或许代表了每一位参与“震后造家”行动的建筑家们的心声。

　　带着理想画房子

　　2008年，汶川地震。许多民间自发救灾力量原本心怀热血深入灾区救灾，却消耗了不少本就紧张的生活物资，而各自为战的分散行动不仅成效颇微，有时甚至加剧了灾区负担和混乱。

　　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副所长王明贤、建筑批评家史建等人牵头，联合多家建筑事务所和艺术界、教育界相关人士，共同发起了“震后造家”行动。中国扶贫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等组织机构对“震后造家”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各种建筑设计力量整合为一股“智力救灾军团”。而民乐村就是这个“特殊救灾队伍”的援助对象。

　　民乐村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汶川地震中，这座小村几乎被夷为平地。由于该村没有任何可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全村1400多户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因此，地震的破坏对于这座本就贫瘠的村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帮助民乐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震后造家”项目总共提出了12个设计方案。这12个方案出自中国和国际最杰出的12个建筑团队，每个团队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如何用最便宜的方式，为最贫苦的人建造一个可以庇护生命和财产，同时又美观而具有建筑学上创新型意义的居所。

　　正是这一富有创举的慈善方式，发动了两院院士，国内外建筑学院的院长、系主任，以及国际最高建筑奖的获奖者。倘若说，当社会发生动荡或灾难时，有能力的人捐出自己的余资和善意已属不易，更何况，“震后造家”计划所做的，是如何把人类最高智慧转换为一个解决危机问题的办法。

　　12个设计方案全部在村委会广场公开展览。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村民们最终选择了由车飞主持的超城建筑设计的“魔方”方案。在车飞的设计理念中，所谓“魔方”其实是一种简易可变的居住空间模式，力图在外部集中援建与村民自主参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该设计方案中，“震后造家”只提供框架与基础，由农户自行完成围合以及可能的结构加建部分，村民可以在限定边界内进行自主设计；同时，由于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院结构，创造出一种量化的功能性空间组合，能够增强社会环境的开放式互动。

　　“这个‘魔方’其实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一套规则。它由很多‘块’(指单个10m×23m的双拼结构)组成，每个‘块’7000块钱，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非常简单有效，且便于理解和掌握。实际上，‘块’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并非一个由设计师提供的固定方案，而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提供的一种简单模型，村民可以自己操作和摆设这些‘块’，最后形成自己的方案。”车飞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觉醒，他们希望自由选择自己的家园建设方案，同时也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这样，在一种简单形象且易于操作的设计理念下，民乐村的每位村民都成为了“震后造家”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

　　不仅如此，“震后造家”建筑团队还致力于探索一种全新的救灾重建模式。唐山大地震的重建工作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包办，国家统一出资、统一建设、统一划拨；而民乐村的重建则完全颠覆了这一模式，民间建筑师设计、村民自主建设、政府力量支持，三方力量被有机地融合在一绚丽百变的“魔方”之中。

　　“魔方”的失落

　　饱含着“建造几代人的生活方式”的雄心，满载着“中国灾后重建重要探索”的理想，在民乐村村民的支持下，“魔方”2008年12月重装上阵，并于一年后基本完工。

　　然而，当一件事承载过多期望之后，往往会不堪重负，“魔方”的建设也不例外。尽管最初的梦想听上去绚烂美好，付诸实践时却“草色遥看近却无”。

　　据2010年6月发布的《“震后造家”民乐村5·12灾后重建与空间规划实施周年评估报告》显示，村民的灾后房屋重建工作至2009年底已基本完成，但在七个重建小组中，只有4组和7组的重建是基本按照原规划图完成，其他组则只是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和“魔方建筑”的户型模式，由各组内自主完成规划及放线工作，“无论在立面设计和平面设计方面，还是材料要求方面，都与最初的设计文案相距甚远”。

　　经过一番总结与反思之后，车飞认为，村民固有的建筑观念对于实际建设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有效，每户最终只能拿到19000多元，一般的正常建筑费用通常需要60000多元。而民乐村的建筑传统习惯于使用琉璃瓦和瓷砖作为装饰墙面，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很多村民宁可在房屋抗震程度上打折扣，也不肯放弃这些装饰。

　　“震后造家”行动给受助者提供了重建的自由，“魔方”的建筑设计更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创造空间，但当活动组织者和专业建筑师把建设资金和权力完全交到村民手上之后，“自由”带来的反面效应——无序和混乱，也就随之暴露出来。

　　虽说“魔方”最终没有取得预想之中的伟大胜利，不过，将自由、民主和创造的权力完全交到受助者手中，这种开创性的灾后重建理念使得“震后造家”行动，依然不失为一次值得肯定的有益探索。而这群怀揣理想的建筑师们，也借此向公众展示出其危难中伸出援手的善意，以及那份助人过程中难能可贵的尊重与平等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