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论通知和调控政策
两会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等10位全国政协委员与温总理对话，坦陈己见，出谋献策。厉以宁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组成部分。原材料、农产品、用工成本的上涨，以及不断上涨的地价、房价推升了企业成本。这四项涨价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之，国家考虑调控政策时，不宜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厉以宁解释说，“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发生的滞涨，使经济学家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的局限性，而目前的中国，要对调控政策全盘考虑。”厉以宁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让货币流量回归到合理的水平，这样有助于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学界认为，“超发货币、信贷扩张、投资(特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定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厉以宁特别指出：一定要适度，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出现滞涨。“当经济增长速度降到6%就是‘滞’。”厉以宁如是考量。嗣后，厉以宁接受记者访谈时强调——“防止通胀转向滞涨，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需要做的，是提出各项政策的利弊，而政治家要做的就是对各项政策的把握”。据报道，厉以宁发言结束后，温总理当即表示：十分明白厉以宁发言的核心就是对“滞涨”的担忧，这个提醒很重要，也是当前一系列“两难”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同时又能稳定就业，还要控制通货膨胀。
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700万人之众，就业总量有增无减，压力很大，前景不容乐观，也是国家的难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为此把脉出招，提出建言，值得关注。俞敏洪指出，“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措施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但大学生就业问题仍然一年比一年严峻，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目前社会所提供的可供高层次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这一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中国会出现‘企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困境局面。”俞敏洪调查后提出建言，“国家在制定帮助和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时，应该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当前需要迫切和加快解决的就是中国产业结构问题，也就是加快经济的转型，尽快实现国民经济从以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主，向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化。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大量需要高层次人才的岗位，企业对脑力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大幅提高，从而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俞敏洪就当前大学体系亟需完善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一是，学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与市场需求、就业状况普遍脱节，大学应该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灵活做出应对和调整。二是，大学缺少对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就业服务，学校应该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初就开始指导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进行规划，并提供从业信息、就业指导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三是，政府、企业和学校应该联手打造大学生职场绿色通道，也就是开放大学生实习基地。俞敏洪仍不忘呼吁对“民办学校的平等待遇”，希望把国家的好政策落到实处。
邓中翰论“创新翅膀” 严望佳谈“塑造性格”
两会期间，“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关注青年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创新需要怎样一对翅膀”的问题；“启明星辰”首席执行官严望佳鼓励“在大学里塑造性格”。邓中翰认为，教育体制创新的关键在于树立“通才教育观”，要鼓励学生多方面涉猎，不仅理工科之间要交叉学习，理工科还要和文科相结合，做到触类旁通。他鼓励学生做创新创业型人才，科学培养的逻辑思维和文学艺术培养的形象思维，就像是创新需要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邓中翰提出关于“自主创新法”的议案，其中涉及青年创业中如何将自主知识产权转变成股权等青年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为自主创新的青少年创业提供一种机制。为解决就业难题，邓中翰建议短期内政府加大对公共服务产品的购买，同时通过相应的市场机制来推动小额贷款和劳动力培训工作。严望佳在与青年网民交流时，建议大学生能够好好利用大学环境，在大学里塑造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为将来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塑造自己的领导力，提供某些基础和支持，不管是对创业还是就业都会有帮助。严望佳对时下人们关心的互联网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治理互联网需要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空间改变了青少年知识构建格局。青年更多的是积极拓展利用互联网空间，对少年则是如何避免他们在互联网上受到伤害。”“学生在常规教育中寻找不到心灵的安顿，找不到价值，因此互联网才会成为他们信仰的空间，所以应当大力开发能够契合当代青年发展的文化产品，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经济学家吴敬琏有“吴市场”之美誉。独家观察，日前著文《辩证地看以行政手段调控经济》，提出政府经济调控，慎用“看得见的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吴敬琏认为“对行政干预的功效要辩证地看”。中国在历史上是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又是“全能的政府”；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无限权力。因之，政府部门官员特别容易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寻租环境。这次中国克服世界金融危机，采取的手段本是一种短期性的权宜之计。时下，有人把这种做法提高到“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的境界来解读，未免有些数典忘祖，祖不是中国，乃是西方，那就是凯恩斯。吴敬琏警示“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吴敬琏认为“政府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价格水平”。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不是很理想。要想解决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权力的介入，容易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寻租场。”吴敬琏建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尤其看重“技术创新”的重要，“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切忌越俎代庖“政府跨过公司的自身约束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技术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