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

　　当前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有没有“中国模式”？虽然有些人不愿承认有所谓“中国模式”，但是，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显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教科书的方式，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一点难以否定。因此，不承认有“中国模式”的观点，实际上很无力。

　　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是：如果有中国模式，那么，它究竟是临时的、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或者说，中国模式究竟只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起步阶段有效，还是在现代化高水平阶段依然有效？有相当一批人虽然不喜欢“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面对现实，不得不接受“中国模式”的存在，然而，他们发自内心地不相信“中国模式”是长久性的，而只愿意承认它的阶段性，甚至希望这个阶段越短越好。

　　此外，面对当今中国某些资用文人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现政府，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推到“权力滥用”、“体制弊病”，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说这些话的人，或者支持说这些话的人，其中一部分正是得益于“权力滥用”、“体制弊病”，而又担心“权力滥用”、“体制弊病”会反过来伤及他们自己。等于是说，他们曾经利用“权力滥用”、“体制弊病”而攫取了巨大的资源，如今，他们开始不安。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权力和体制的改革方向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时，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希望赶紧换一种权力方式、换一种体制方式，从而把自己目前不便公开的巨额财富合法化，并进一步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双丰收。所以，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是否长久、如何改进等等问题，我们不光要从理论上探讨，还要充分注意，是谁在说话。当巨大的利益牵涉其中，看起来像是客观的理论研究，常常也是用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