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葛利亚

　　□ 记者  陈楠

　　《商务周刊》：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对于中国过去10年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您有何评价？

　　葛利亚(Angel Gurría)：过去10年中，中国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为国际社会中极具活力的一员，在对其中各项事务的处理中，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难以想象在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里看不到像中国这样的关键参与者出现。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不断推进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同时创造了一个更加高效的国际分工体系，为全世界消费者降低了产品价格，中国就像是众多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轮轴。此外，它还是很多新的跨国公司的母国。

　　加入WTO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变，并让中国从中获益。就我所知，在申请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就已经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并且一直延续到其成为WTO成员国之后。而因加入WTO，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并获得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还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投资者，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例子说明，国家自身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减少贫困。

　　《商务周刊》：但是中国企业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冲突以及各类纠纷，您对于国际贸易摩擦怎么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自由贸易真的能够让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都从中获益？

　　葛利亚：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与之伴生的还有在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出现的贸易冲突。基于WTO框架的相应条款为这些纠纷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解决平台。实际上，所有WTO中的经济大国，在加入的同时都会发起或遇到由贸易救济引起的贸易摩擦。坦白讲，中国目前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要比“给予”的多，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平衡将会在未来自愈。实际上，如果中国不加入WTO，其遭遇到的贸易冲突将会更多，遭受的损失也更大。

　　我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多少收益，取决于它的经济对贸易中的潜在机会有多强的敏感度。要想扩大由贸易带来的收益，需要有效率的政府机构以促进各项措施的调整，制定的政策要有益于建立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还有对教育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做到这些，各国都可以从密切相关的国际市场中获得收益。

　　所有国家都从国际自由贸易中获得了收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国家发展和减少贫困方面扮演了主角角色。此外，最有必要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各国如何从国际市场上获取最大利益。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应该是，在过去1/4个世纪的时间里宣布了对外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自己也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收益。

　　但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中国也因为固定汇率经常受到各国批评，这一指控经常出现在贸易往来中，很多国家因此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了贸易管制。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浮动汇率，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人民币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升值了，那么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就会因为从国外获得比过去更便宜的食物和其他产品，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好处。

　　《商务周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年，WTO就开启了多哈回合谈判，但这轮谈判至今仍未有结果，且推进愈加艰难。我们是否还能寄希望于在WTO框架下获得让各成员国都满意的自由贸易协定？

　　葛利亚：我认为肩负众多期望的多哈回合谈判能否获得成功，首先取决于WTO各成员国的态度。不可否认，协商非常艰难，因为多哈回合谈判是要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总是很难商榷的。此外，过去两年全球遇到了70年中最大的经济危机，这个背景让多哈回合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我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我相信这种复苏的态势最终会传递到发达国家。无独有偶，各国谈判官员们也都愿意重新坐到谈判桌旁，各个政治力量将再次聚焦多哈回合谈判。尽管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但我希望今年大家能在实质问题的解决上有所进步。

　　《商务周刊》：在本轮危机中，欧美国家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和不断上升的失业人口，实施了“两反一保”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在危机时实施如此有悖于自由贸易的举措是否明智？

　　葛利亚：我相信，自由贸易最终将战胜保护主义。和大萧条时期不同，现在各国都清楚要在本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在政策制定上避免出现会引起灾难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即使一些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那也是个别现象。坦白说，这些有保护倾向的举措还会为这些国家招致更大的麻烦。

　　在此时，G20集团国家能够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WTO、OECD和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能够按照成员国的要求追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来自WTO、OECD的“强制履行”是一方面，主要国家政府对于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意愿和承诺，才是遏制保护主义浪潮来袭的重要力量。如果能经过这个“伟大的压力测试”，我坚信我们已经为下一步——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做好了准备。

　　《商务周刊》：近年来，包括WTO成员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开始建立双边自贸协定(FTA)。您怎么看FTA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以FTA为代表的双边、多边和区域自贸是具有对外排他性的，那么它们是否与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相冲突？

　　葛利亚：在过去10年中，双边自贸协定(FTA)的重要性逐步得到了提升，所有重要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到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中。一些人认为那些FTA协议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给予一些国家优惠待遇，而这一待遇和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相冲突。但也有一些人提出，如果FTA协议设立得当，那么它们实际上可以巩固国际自由市场的力量，而非分裂它。我认为，FTA协议总的来说(当然也有例外)在促进贸易和投资方面做得很好，尽管如此，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商讨FTA协议内容的效率应该再提高一些，各国还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最佳实务”和“FTA多边化”上。“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应该更多地融入到双边自贸协定里。

　　中国目前已经是FTA游戏中活跃的一员。中国的FTA协议大部分是与它的东南亚贸易合作伙伴签订的。此外，中国还与其他一些国家也签订有FTA协议，目前正在协商的也有很多。我很难将中国的FTA协议特点全部总结出来，从广义上说，它们都是外向性的。这些协议可以增加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将毫无疑问帮助中国出口产品获得更多市场，与此同时让消费者享受到更低的进口产品价格，增加产品选择种类。此外，FTA协议还可以帮助自贸区里的企业提升竞争力，因为企业能够在更广的市场范围内享受到更低的资源产品价格。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自贸区协议降低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开展投资和贸易的成本。在此情况下，中国和东盟国家成为了更容易吸引FDI投资的地区，并在其中搭建起了区域生产链条。这是一个双赢协议：对中国和东盟而言，双方都增加了贸易规模，产生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经济也在同时得到了增长，在自贸区中的企业获得了更加有效率的劳动力，而全球消费者则因为可以低价购买到更多的商品成为另一受益者。

　　贸易摩擦是一种常态

　　——专访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王琴华

　　《商务周刊》：我国于2001年12月加入WTO，根据该组织的统计，中国2001年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6位，到2010年我国的排名已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加入WTO是否是我国对外贸易在过去几年中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琴华：中国近年来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入世只是其中之一，它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在其上享受到比以往更低的关税等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其他两方面原因。首先，全球产业调整的第三次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每一次的国际产业转移，都有市场的内在原因在其中。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1960—1970年代，制造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和韩国；1970年代后期，随着日韩的生产成本逐步上升，出现了第二次产业转移，这次的转移地点是中国台湾、泰国等“四小龙”；到19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成为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这一时期主要是香港和台湾以及一些欧美企业到中国来完成产品的加工环节。

　　第二方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要知道，每一次产业转移期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要看转移地的优势可以持续多久。中国在1980年代成为新的加工贸易基地，主要是拥有大量廉价和优质的劳动力。此外，中国还有丰富的资源和完善的配套措施。比如，在广东的小镇上，与加工贸易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以及物流、印刷、包装等生产型服务业都能迅速齐全。目前在中国内部，产业正在从成本相对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但随着中国制造成本的整体提升，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下一次全球产业转移。不过，我预计中国的加工贸易优势还可以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在深入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还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以“两反一保”调查为主的贸易摩擦。数据显示，在全球贸易低迷的2009年，中国当年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受的反倾销案占全球的40%，反补贴案占全球的75%，遭遇的贸易调查数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您怎么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

　　王琴华：贸易摩擦增多，一是因为中国承接产业转移后，大量出口电子产品、箱包、服装等产品，且价格低廉。中国的低价如何来的呢？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力等成本确实比较低，再有就是中国国内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且主要体现在价格上。

　　中国产品出口数量大，价格又很低，对进口国家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进口国消费者购买到优质低价的产品，但同时对进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是个打击。另外，贸易摩擦在欧美等国还有其他的政治用途。美国是选举经济，每一届政府在竞选时，都会为了获得某一州、某一行业的选票费尽心思，政客们很可能会以保护该行业为条件拉选票。

　　这是全球经济上升时期的两种情况。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欧美等国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和就业，“两反一保”调查必然会增加。总之，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贸易摩擦增多肯定是一种常态。

　　《商务周刊》：2009年7月，美国在首次中美战略对话期间承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一承诺并未落实。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时，美国再次重申了上述承诺，但仍没有下文。“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中美贸易往来中的意义是什么？

　　王琴华：因为专业性强，很多人并不知道“市场经济地位”是在WTO贸易救济机制下的一个说法。国内很多人对于通过各种努力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理解，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可有可无的口头表态，但实际上众多反倾销案，让中国的出口企业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

　　我国在入世时签订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其中的第15条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以及第16条特保条款对我们是不利的。具体而言，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计算产品成本时不会使用出口国的原始数据，而是引用和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成本数据计算，再在这个基础上算出倾销幅度。一旦我国企业被诉反倾销，该国调查当局就可以不调查、不采用中国企业的成本数据，直接使用一个替代国数据就可以了，有时候西方国家甚至会直接引用本国企业的成本数据。而如果一个国家，比如巴西，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如果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当地被诉倾销，就可以按照中国的数据计算倾销幅度了，中国企业将从中获得相对公平的待遇。

　　《商务周刊》：2005年左右，包括纺织在内的大多数行业结束了入世过渡期，发达国家在当时调整对华的贸易政策，要求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在当时提出了“产业安全”的问题，您当时正担任调查局的局长，未来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保障“产业安全”？

　　王琴华：2004年，我们参考欧美做法提出了“产业安全”的概念。美国“二战”后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协助总统制定、审查并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在贸易方面，美国一是在技术出口方面进行管制和审查，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比如高精度数控机床、高性能计算机等。还有就是采取反倾销、反垄断等手段来保护产业安全。美国还有“337”调查、“301”条款等保护手段。国外企业兼并美国企业时，美国也有安全审查制度。

　　我们所说的“产业安全”只是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部分，国家安全范围更广，当今能源、粮食、水资源的安全问题等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产业安全来说，首先是对进口产品中倾销、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于国内产业损害的关注不够，每年国内发起的对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贸易救济措施案件立案数增加有限。同时，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建立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监测分析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及进口异常情况对国内产业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开展产业竞争力调查、产业安全应对与效果评估工作，定期编制产业损害预警报告，发布产业竞争力动态，研究并提出应对和反制措施。另外，要建立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支持受损害产业恢复发展。

　　对于外资并购中的产业安全问题，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初期我们对如何界定哪些行业的哪些企业涉及到产业安全并不明确。最典型的案子是当年凯雷对徐工的收购案，我那时已经在商务部的机电和科技产业司担任司长，也参与了部里的审查组。当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徐工被收购是否影响产业安全？徐工是做工程机械的，文件中查不到工程机械是否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范畴，但徐工有一个重要产品是汽车起重机，汽车是国家列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产业。最近，国家已明确建立外资并购中的安全审查制度，确定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和安全审查事项，这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