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别被货币因素迷惑

　　文/本刊记者 郭洪业  谷学禹

　　那些在危机中出现大量银行倒闭的地方，其经济状况并不比银行倒闭少的地方更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美国的老邻居加拿大，他们在大萧条期间并没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但是经济衰退程度却和美国非常接近

　　尽管乡音浓重，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依旧宝刀不老。这位现任职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由于早年推动了“动态宏观经济学在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方面的研究”，普雷斯科特曾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与本刊记者的交流中，他多次提醒人们看清经济增长的根本，不要被表面的货币因素所迷惑。

　　《董事会》：教授先生，您长期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现在提出了“十二五”规划，意图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同时扩大内需，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增长。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普雷斯科特：对于中国在过去5年中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我认为这足可以证明这些经济政策有效可行。5年前，我曾建言中国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政府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紧密。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对此，有人担心竞争的加剧会使经济发展失去效率。但是相反，竞争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

　　预测未来的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学家所擅长的只是对政策的理论效果进行推演而已。打个比方，如果政府制定了某一有关未来发展的政策，而那个国家的居民也相信政策将会实施，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各种经济理论来预测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在预测政策的未来变化，因为在政策体系中，有些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欧。目前，该地区政策正在出现某些不可延续的趋势，而这一发展趋势没有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因此，未来进行改革或变革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社会经济将会崩溃。需要指出的是，我对欧洲国家的改革十分有信心。

　　《董事会》：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及时启动了包括4万亿投资在内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通胀和资产泡沫。在您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普雷斯科特：两年前我去香港，政府高层曾问我，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当时我反问：“香港经济的生产率如何？”他们回答很高。我说，“那你们做得很不错，你们制定了良好的发展政策，并且很好地解决了经济运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泡沫。”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时，那些潜在问题会逐步显现出来，各个组织之间也会出现冲突。当事态进一步恶化时，那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俗话说，有好的大环境就会有好的发展。如果经济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人民就会生活得很幸福，而经济也可以发生变化，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董事会》：众所周知，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中美两国虽然大洋远隔但经济联系密不可分，对全球的影响举足轻重。前段时间中国国家主席访美，两个大国面对未来达成了重要共识。立足当下，您对美国中期的宏观经济走向持何看法？

　　普雷斯科特：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情况，这里有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是美国要牺牲部10年的经济增长。我希望美国未来能有所变革，而其短期内进行改革也是大有希望的。这样，在未来几年内其经济就可以得到复苏。

　　目前，美国人感到很不安。看一下美国前一段时间的选举和民众反对情况就可以知道，这并不简单是共和党胜出或民主党失败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民众在对他们的现状表示不满。如果你仔细听一下共和党政客的发言，就会发现他们很小心地说，这场选举并不是他们获胜了，而是美国人民在对他们所想要的做出表达。而该党派中的大多数成员也表示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

　　《董事会》：您刚才提到了变革的重要性。美国20世纪90年代曾经历过经济繁荣，如果从经济政策角度看，美国该如何具体行动，以推动经济重新向好？

　　普雷斯科特：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我认为GDP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相反，同期的就业数据却可以说明，这段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发展的繁荣期。在那段时间，商学院的学生纷纷辍学去创业。他们选择自己创一番事业，就需要长时间的工作，但得到的报酬却不高。实际上，他们是在投资。那些企业家们之所以进行创业，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可以在创业中获得巨大的潜在资本收益。当公司被收购或创始人退休时，他们就会将公司卖掉。

　　现在，让我们看看20世纪大萧条的起因。对这个问题，主流看法和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分歧。我们曾经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是由货币因素——通货紧缩引起的，但是问题并非这么表面。部分经济学家从多个国家搜集了该时间段的微观数据，并基于同一研究框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在大萧条期间，那些通货紧缩比较严重的国家，其经济状况并非是最差的。至于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各州的情况。那些在危机中出现大量银行倒闭的地方，其经济状况并不比银行倒闭少的地方更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美国的老邻居加拿大，他们在大萧条期间并没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但是经济衰退程度却和美国非常接近。

　　格林斯潘喜欢从信贷方面应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当时，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取了比较常规的做法——提高利率。并且，政府人士也有一定经济上的偏向。因此，他们对经济繁荣期的解释都是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考虑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来解释那段时期的经济数据。

　　《董事会》：如果货币因素被人们过度解读，那么，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脉动？

　　普雷斯科特：我来自于亚波利斯联邦储蓄银行，并为这家银行展开分析师的工作。我的看法仅仅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联储官方的意见。我认为，其实货币因素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是非常细微的，真正重要的是生产力。生产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系统。如果生产力很高，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享受到非常高效高质量的治理体系带来的好处。同时，税收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西欧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危机后缩减的幅度大概有30%左右，我想这是由于它比较高的税率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