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于2010年底的携号转网被寄予了太多希望，也正因如此，作为一种技术性而非体制性的不对称管制方案，又有那么多不能承受之重

　　□ 文 陈秀刚

　　2010年11月，中国启动了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携号转网试点方案。在利益各方的解读中，不确定性是这场试点的唯一确定性，这不单是说最终方案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携号转网的蝴蝶效应给产业有关各方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追求更自由的电信服务的过程中，发生在用户和电信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理念和技术的变革与进步，一直在驱动利益相关方殚精竭虑竭尽所能的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放松管制和增进电信用户福利，给予用户更多的选择权，是现代电信管制当局的施政目标之一。这也使得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电信运营商和意图更接近最终用户的厂商以此为旗帜，联合成了颠覆现有规则的产业隐形联盟。携号转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世界各国的电信管制当局所推崇，并受到那些意图脱离电信运营商控制和影响、希望与最终用户直接对话的终端厂商、互联网巨头、IT厂商的欢呼。

　　但是，一项变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受益，尽管改革的鼓吹者总是描述没有人会受损的愿景。携号转网之于中国的信息产业，道理同然。

　　用户：获取自由的代价

　　对于民众来说，携号转网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自由选择服务的权利。如果把SIM卡号看作是一项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这三个能够完整标示资产权利的要素方面，携号转网在经济学意义上能够改变用户和运营商之间对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分配规则。

　　携号转网给予了用户对SIM卡号的处置权以及收益的分配权，而不再完全的受制于运营商。SIM卡号对个人来说，在其使用过程中，是一个价值不断附加的过程，也是一个机会成本不断沉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围绕SIM卡号所附加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用来留在这个信息化社会各个角落的关联痕迹，使得用户个人对SIM卡号本身的依赖越来越高。而电信运营商利用网络规模和用户锁定效应，通过对SIM卡号的掌控，控制了用户的选择，并使其丧失了附加在SIM卡号的资产价值的处置和收益分配权。

　　可以预见，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在2011年，携号转网将成为他们用脚投票的最给力的工具，他们将更多的应用这个工具表达不满与偏好选择，天津和海南的试点将给其他地区的用户们带来更多期待。

　　但是，或许在2011年，携号转网的用户也将遭遇更多尴尬，可能需要忍受诸多的不便，用户可能会发现兴冲冲跑到营业厅却被告知不符合转网条件，或者忍受转网过程无因由的半途而废。那些已经转网的用户，也必须忍受失去早已习惯的银行余额短信提醒或者来自单位的短信通知。号码自由携带，并不是没有代价，尤其是2011年的尝鲜者。

　　从管制当局的角度看，2011年也会遭遇更多的挑战。因顶层设计和规划的先天缺陷，来自用户的抱怨或许成为携号转网的不和谐音，并给自封为民请命的管制当局带来更多尴尬，毕竟最开始的技术和管理方案只考虑的是运营商间的关联，而对关联上下游产业考虑不足。为民请命而遭遇民众费解，自然会让管制当局在2011年感到纠结。

　　运营商：混沌中的血拼

　　作为携号转网的承担者和最大利益相关主体之一，运营商并不能总是视为阻挡前进脚步的人。

　　对于非主导运营商来说，推动携号转网尽快在全国开展，将成为其主要的政策诉求。道理很简单，在人口红利耗尽和移动通信普及率逼近增长极限的情况下，对其他运营商的用户争夺，将成为新增用户的重要来源之一。

　　考虑到国人对终端的痴迷，能够定制或者代理一款炫酷能够带来面子或者谈资的终端，将成为新的一年弱势运营商吸引用户的主要武器。而以俱乐部或者X友会把携号转网的“叛逃者”组织起来，或许将列上弱势运营商的议事日程。

　　当然，对于主导运营商来说，可能携号转网是一件极其纠结的事情，一方面要时刻注意避免陷入完全的被动挨打，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控制试点的效果，以使得最终全国的推广方案有利于自己的长期收益最大化。此时，这种纠结是否会体现到最终市场竞争策略和行为的摇摆不定，也将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但无论如何，如果携号转网在2011年推开，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是——成本血拼。并将在市场均衡之前，刺激运营商进行业务和服务创新，以期挽留或者吸引转网用户。

　　作为一剂治疗当下中国电信市场失衡格局的非典型处方，携号转网效果和价值取向，将取决于移动通信市场的垄断集中度的趋势(而不是结果)，以及非主导移动运营商的市场地位和容忍度。

　　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作为一项政绩工程，在携号转网的促进上，管制当局或许将出台更多的强制性政策，这既包括因携号转网而引发的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要求，也包括其规范用户服务的质量要求，而进一步，或许还会有协调非运营商相关主体的行业指导意见。不过，最值得期待的是，管制当局的行为当是为产业各方提供一个预期明确的最终政策，而不再是暧昧。

　　产业下游：翻身做主、继续围观还是充当“掮客”？

　　携号转网对于终端厂商，有人看到的是机遇，有人看到的是挑战。

　　在机遇者看来，携号转网后，意味着SIM卡号成为个人资产，机卡合一的终端，或者说没有SIM卡的终端，就有了存在的空间，终端厂商得以摆脱运营商的控制，把用户标示和用户设备合一，对终端厂商来说这可能是个极大的利好。

　　这不是空穴来风，内置SIM卡模块的苹果终端即将上市的传说始终飘荡在江湖。顺着这个思路，或许未来在手机终端上配置自己的用户号码，并选择自己的服务运营商，就成为一种新的可能。未来，终端厂商也有可能去主管部门申请一批号码，内置在自己的终端上。此时运营商所面临的或许是用户携号入网，而不再是现在意义的携号转网。

　　继续推论，从携号转网到携号入网，对终端厂商来说，将改变目前在定制终端市场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格局。

　　相比之下，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新的一年里，或许并不能感受到来自携号转网的春意，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无奈的旁观者：局部地区的试点使得他们很难对小众的用户做出及时的反应，不管是修改业务流程还是改善服务质量。相反，服务提供商们将可能面临来自试点地区的零星用户的投诉。原因当然是他们没有能够及时对已经转网的用户号码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与运营商系统进行有效和及时的衔接。

　　而在应对携号转网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上，可以预见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很难有清晰的战略决策，或者说认为自己有做出新的决策的必要。最终的实施方案以及全国推广的时间计划的双重不确定性，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清晰的预期。

　　以不变应万变，就成了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们面对携号转网试点的次优理性选择。不过，从降低交易成本、减小开发难度的角度看，一种为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掮客”服务的第三方平台或许值得期待和想象。

　　总之，启程于2010年底的携号转网被寄予了太多希望，也正因如此，作为一种技术性而非体制性的不对称管制方案，又是有那么多不能承受之重。2011年的试点实验需要掌舵者小心驾驶，目标清晰，才不至于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