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资本的良心不如改良制度

　　文/何玉梅

　　资本市场是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短短的二十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已达几十万亿之巨，成为全球经济体中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然而，上市公司及其身后的企业家并没有获得与此辉煌数字相匹配的社会赞誉。除了那些与“原罪”纠结不清的指责以外，整个商业群体还深受“无商不奸”的传统文化心理与“资本逐利”的商业逻辑的双重夹击。在国人眼里，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人格还很难与尊敬、健康、责任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在所有的市场经济中，资本都是追逐利润的。那么，为何成功的企业家在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却普遍不受待见？同样是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赚取套利空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获得投资大师的美誉而有些人则得不到尊重？很多人用吾土吾民的“仇富”心理解释这种现象，也有人指责中国的企业家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企业的成功背后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这些带有很强的文化宿命论色彩的社会舆论，只是把板子打在了民众或企业家身上，但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资本的良心为何因地而异。

　　俗话说，一个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而一个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判断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制度是否提供了大量滋生“潜规则”的空间和漏洞。这个准则放在资本市场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当市场上大多数人默认并遵从潜规则行事，而又缺乏相应的机制来修正原有的制度，这个市场就会逐渐失去诚实守信的动力，商业文明则无从建立，企业家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和完善这样一种制度：确保良善的行为得到鼓励和回报，惩戒那些依靠权力、投机和欺骗谋取利益的行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潜规则”的机会。对比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和成熟市场国家的监管体系，可以发现我们的制度给“潜规则”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把资本市场当成了提款机。一句话，是制度让资本变得有良心或变得更没有良心。与其对企业家求全责备，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企业，或者盲目扩大企业家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还不如切实变革和重塑制度环境，培育属于中国的新商业文明。

　　应该说，中国离真正的商业文明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原因很简单，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家伟大的公司，也没有出现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如今大多数富可敌国的公司都来自垄断性行业，屈指可数的民营企业能够经受得住市场的长期考验：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就是透明度、可持续增长很差。企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是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商业伦理只能沦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属品，企业家的境界也只能停留在“商人”的层面，无法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