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者凭什么会去“带动后富”？

　　《东方早报》日前刊登经济学家陈志武的文章说，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原来以为按照理想状态，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上升，另外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会出现。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温饱问题都解决好了，生活得很舒适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好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就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也增加很多，很多人进入城市，房子也比以前要舒适多了。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头痛了，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来推动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出来。尽管我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依赖出口，从根本上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决定的。如果基础制度不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不会成为现实。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恰恰说明渐进式改革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厉以宁：紧缩政策治不了成本型通胀

　　《东方早报》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日前表示：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遇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虽然计划经济时代有通货膨胀，但那是隐蔽的通货膨胀，有钱买不到东西，表面上物价没有上涨。此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拉动的。他表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主要由四种原因造成：第一，原材料短缺，因为短缺而价格上涨。第二，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的供不应求引起了整个成本上升。第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引起了物价的上涨。第四，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使成本增加。

　　“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对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的宏观政策无效。宏观紧缩政策不能解决原材料的短缺，也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也不能把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消除掉。紧缩政策可能对房价的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既然已经上升了，成本还在推动着总价格的上升。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据悉，2010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已多次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手段抗击通货膨胀。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11年1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央行今年的首次货币政策动作。

　　中国股市20年：“红旗下的蛋”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日前刊登崔宇的文章说，2010年12月，新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20年。中国资本市场是“红旗下的蛋”。中国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在“政策市”的阴影下成长，“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不停地救市托市或打压股市，让市场无所适从。虽然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小股东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市场自我博弈功能增强，“不再跟着别人乱走”，但至今中国资本市场仍未彻底摆脱政策市。只不过从直接干预股市转变为直接干预实体经济运行(比如不间断地推出各种战略和新兴产业规划等等)，从而间接干预股市运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和政策市总是如影随行。

　　“政策市”对中小投资者伤害最大，因为在政策信息的披露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最后一批知道，容易沦为被宰割的鱼肉。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在2001年左右开始整顿券商、清理大股东欠款、完善公司治理、做大机构投资者，并扫清了最致命的制度障碍──股权分置，最近一两年又在严查内幕交易，但仍然要面临如石头般的制度现实──“重审批、轻监管、少处罚”，这三点都是权力在作怪。

　　时过境迁，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经承认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生命”，承认中小投资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生命”。但如果法治让位于权力，如果“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精神只会是以卵击石的蛋，会让任何看似美好的市场都畸形扭曲。20岁的中国资本市场，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艰难出生，在投机炒作的文化中艰难成长，在蜻蜓点水的制度变革中艰难前行。

　　积极财政政策：投资不如减税

　　《新世纪》周刊日前发表王兰的文章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1年经济发展时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随后有财政部人士称，中央政府2011年拟安排9000亿元左右财政赤字。由此看为保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适度转向背景下将主要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政府公共投资扩张是主要工具。笔者好奇：为什么不尝试减税措施？

　　和扩大政府支出一样，减税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减税可使公司和个人税后收入增加，刺激公司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每次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时想到的全是政府支出扩张？并无一项实证证明在中国，政府支出扩张比减税对经济促进作用更佳。

　　形成这种偏向首先和中国现有行政体制密切相关，现有行政体制的特点就是下级向上级负责、整齐划一、权力高度集中，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机构、流程和习惯思维。这种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易想到、最习惯实施的肯定是以政府为主体、集举国财力、统一安排、层层分解。虽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在中国已被广泛认识，但“计划乌托邦”意识在一些决策者头脑里仍根深蒂固，他们天真、固执地认为群众大量分散的经济决策不可能分清轻重缓急，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设计一套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蓝图，大家照章执行即可。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积极财政政策自然演变成政府统一谋划。

　　自西汉盐铁论兴、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思潮，认为中央政府掌控国家主要财力、“藏富于国”是国家强大统一、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今日中国财政政策走向。但执政者不知，“藏富于民”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扩大政府支出、加大公共投资相比，减税更具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