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段平山

　　文学的基本手段是比喻，文学的基本目的是表达。为了使表达比较确切，比喻就要单一、质朴、直截了当，这就是为什么“比兴手法”是一个最基本、最古老的文学表达方式的原因，然而，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盛以来，作家并不追求表达的确切，甚至并不看重“表达”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的比喻就有了重叠、晦涩、委婉曲折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作家与作品的解读已经从“目的论”方面转移到了“手段论”方面，于是，“喻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叙事学”问题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具有深刻喻义的小说。

　　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家们似乎都是在致力于跟踪书写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村的变化过程，无论是针对农民的性格和命运，还是针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建设，所有的乡村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是通过复杂而具体的现实人生来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实际上，通过乡村叙事来突出“时代精神”就是要揭示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必然性或历史理性。总之，“乡村”只具有题材意义，“叙事”并不只是为了讲一个有关乡村的故事，也并不只是为了呈现一种有关乡村生活的图景。而是为了能够揭示出社会与历史的本质。从而形成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乡村叙事模式。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乡村叙事的模式却发生了改变，那种旨在解读“时代性”的文学主题不再是唯一的。多视角，多层面的书写方式已经进入了乡村叙事的视域，不仅主题已经完成了从单一到复杂的嬗变，就连叙述与描写的方式也实现了一种从“写意”到“寓意”的转换，正是由于这样，“叙事学”悄然兴起，就像新写实小说中的那种“冷叙述”以及“零度写作”那样，作家借助于文化性、民族性，生命哲学，图腾、感悟等追求着某种能够超越时代性的普遍意识，故事不是时代所决定着的故事，生活也不是时代所决定着的生活(例如：《古船》、《九月寓言》、《高老庄》、《活着》、《红高梁》等等)。但是，九十年代的乡村叙事小说虽然具有深化文学主题的创作意图，但就实际的效果而言，都不过是强化了针对社会与人生的一种象征性氛围，与其说是主题的深化，倒不如说是主题的淡化。因为作家只是从技巧与写作方法、表达手段等方面创造出了一些个性化了的阅读效果而已。其实，叙事学的兴起不是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强调了修辞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正如在文学理论中，象征只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修辞方法，而象征主义则是与文学语言无关的一种思维方式或哲学的那样。

　　有评论家将九十年代的农村小说创作称之为是“象征化的乡村文化叙事”①，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说中的生活题材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乡村的风俗习惯以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都是文化性的变相说明，而不是特定时代精神所影响之下的时代性的说明。其二、小说所描写出来的生活方式、社会背景与作者的审美意识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而使这样的小说在立意、表达等方面显得比较散乱。换句话说，“象征化的乡村文化叙事”尽管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的视角效果以及视角意义，但是，这些效果与意义是“碎片化”的。因为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化寓意并不能够逻辑性产生某个清晰明快的文化的价值取向。

　　包括乡村叙事在内的所有的文学都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性，那就是要解释有关人生、社会以及历史的实质和意义。如果刻意地追求“解释”的合理性，就会影响到“视角”的多样性，反过来说，如果刻意地突出了“视角”的多样性就会影响到“解释”的合理性。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顾此失彼的二难选择，但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在于作家太注重写作方式或叙事方法的“多样性”的缘故。当过分地注重“表达的方式”以及“叙述的视角”时，叙事学就不得不成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淡化写作方式来完成文化寓意的表达以及审美内涵的提示，则是当代乡村叙事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说“象征化的乡村文化叙事”是对于传统的(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乡村题材小说的一个超越的话，那么，王青伟的小说《村庄秘史》则是对于“象征化的乡村文化叙事”的又一次超越。因为在《村庄秘史》中，作者既没有刻意地去描写属于“乡村”的风俗与生活，也没有刻意地去说明“乡村”人物的性格与思想，在乡村风俗描写方面虽然具有象征性，但并不是立意于“文化”的乡村叙事，虽然叙说了发生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情爱故事，但并不是提示某种历史理性。虽然拷问了众多人物的灵魂，但并不是为了塑造某种生活观念以及人格类型。《村庄秘史》既不是时代与社会的赞歌，也不是时代与社会的驳洁。一方面，作者没有追求客观的写实，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追求那种主观的写意。但是，所有的描写与叙述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寓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庄秘史》是一部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图腾化了的小说。因为相对于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碎片化”文化特点来说，《村庄秘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广的认知模式。它的写作方式也是极其别致的，在当代有关乡村叙事的文学中，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视域。

　　王青伟的《村庄秘史》讲述了发生在红湾与老湾两个村庄之间的几个故事，在老湾人与红湾人之间，既有情有爱，也有仇有恨，他们相互依赖但又相互掠杀。作品中既没有故事的引领者，也没有故事的终结者。尽管在小说所讲的故事与故事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能够连接起来的“线索”，但是，把所有的发生在村里的故事堆积起来就构成了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历史，由此而来的“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无头无绪的人物谱系的陈列与展览，无论是有关章一回的故事，还是有关章义的故事，都只不过是没完没了的老湾人的人物谱系的延续。

　　之所以是“村庄”的“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小说没有那种具有针对性的塑造，也没有针对性的描写，更没有那种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分析。小说的作者只是借老湾人之口，通过讲述老湾人的故事来引出红湾人的故事， 如果说章一回是一个关键人物的话，那么，这个关键的意思无非就是；章一回是一个“图腾”化了的人物。尽管章一回是老湾人，也是整个“村庄”的一个“大管家”(因为他掌管着包括红湾村在内的所有的村民的档案)，但是，实际上章一回不过是老湾村与红湾村之间的历史的见证者而已。进一步说，如果单独的来分析、解读整个《村庄秘史》中的所有的人物都无益于把握这部作品有具有的寓意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物都不是主角，任何一个人都不过是构造了村庄“秘史”的材料，就连记录并书写了村庄“历史”的章一回也并不是“秘史”的解释者。实际上，这也是《村庄秘史》不同于其它乡村叙事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在文学领域中，小事例能够比喻出大道理，实际上，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写作技巧或表达艺术的问题，而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村庄意识”可以隐喻为一个民族性问题，一个民族精神的问题，即就是说，老湾人所固守的“老湾”立场类似于一个民族所弘扬的“民族立场”。在《村庄秘史》中老湾与红湾不过就是相隔一条河，从文化、宗教、地域、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来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性特征，更谈不上各自的独特性。然而，在小说中有这样的事例可以用来对这个“村庄意识”进行了反讽。老湾人拥有两个很聪明的人物，章抱槐和江河水(章铁才的两个儿子章大和章小)，他们是老湾人的希望，也是老湾村的希望，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人物(后来一个是打仗的英雄，一个是出卖了这个英雄的叛徒)从血缘关系上说是外地人，因为章铁才娶了一来自外地的北方女人才生下了与老湾人的长相有点不一样的两个儿子。另外一个事例则是作为老湾人的再娃，这个再娃要为老湾村争取自尊，他是一个能够挺身而出，敢于公开地与红湾人对着干的老湾人，他也是一个真正能够代表整个老湾村并为了老湾的尊严而舍生取义的老湾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再娃实际上是一个红湾人(他现在的“父亲”章得在再娃很小的时候就杀死了再娃的亲爹，从此再娃的妈带他来到了老湾村，跟这个章得组成了新的家，再娃的母亲怕再娃长大以后再报杀父之仇，所以，她就隐瞒事实，让儿子再娃认章得为亲爹，实际上，再娃跟老湾人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因此，无论是“老湾村”还是“老湾人”，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形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生活“圈子”的态度，将这样的一个比喻引申扩大后，所谓的“民族性”也不过就是为了自己而制作的一个概念而已。生活的“圈子”能够在不经意处培养出人们的狭隘、保守、自私的性情，也能够有意无意地排斥着那些应当具有的(价值取向方面的)理性意识以及(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意识，所谓“民族性”也一样。如果把民族性加以普遍化，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极其荒唐的、充满了讽刺性的社会现象。就像老湾人那样，尽管有很多的令人扫兴的事，也有很多的自相残杀的窝里斗，但是，他们为了“老湾”的形象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一如既往地为维护“老湾”的荣誉而活着，恭恭敬敬地为“老湾”的形象而寻找、等待能够树碑立传的材料。小说虽然主要借章一回之口讲述了老湾人的故事，但是老湾人的故事离不开红湾人的故事，两个村子相互映衬，也成为了相互的生存环境，红湾人与老湾的生计问题从他们的前辈起就是相互依从的，不同的一点就是老湾人一直是红湾人的劳力劳动者，比如说：老湾人的前辈(即就是从章铁才的爷爷辈起)就替红湾的大财主做长工、放木排子、跟随红湾人的戏班子演戏。后来由于政策的变化，木排工已经失业了，戏也没得演了，红湾的八十多岁的大财主陈抱华被押上台，被老湾人一脚一拳打死在台上。虽然老湾人有了自己的土地，表面上老老实实种着自己的土地，但从心底里仇恨和嫉妒原来红湾的大财主家。后来老湾来了一位据说是从千家峒过来的名叫麻姑的女人，这位女子长的端正，并且聪明灵巧，心地善良，正是这位麻姑带过来的引线技术从而使老湾人家家户户做起了鞭炮，尽管很多的鞭炮事故造就了老湾村不少的瘸子和瞎子，但老湾人从鞭炮的生产中也捞到了一些好处。不过，相比之下，红湾人却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因为老湾村成为了红湾人的鞭炮生产基地，红湾人能够到外面开拓市场并销售鞭炮，而老湾人却依然只能是做工、生产……。红湾人似乎天性聪明，富有心计，而老湾人则老实、守旧、甚至固执愚昧，两个村庄本应该就是一个村庄，因为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并出入“同一条河流”。可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宁可认为这是“两个村庄”，而不是“一个村庄”。无论是老湾人还是红湾人，他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归属地(即就是“红湾村”和“老湾村”)。老湾人总是在一刻不停地维护着老湾人的尊严，有意无意地为老湾人树碑立传，不仅如此，他们始终抱着希望，希望总有一天“老湾村”能够战胜“红湾村”，从而使老湾的人能够在红湾人的面前扬眉吐气，世代的恩怨情仇也就不可能通过“共同的利益”而消除。假如红湾人和老湾人真的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从而淡化了各自的村庄意识的话，那么，所谓“村庄的秘史”就随之失去了它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庄秘史》中的“村庄”是一个图腾化了的文学意象。从图腾的功能以及图腾的性质方面来看，“村庄”相当于“民族”。任何一个村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能够映衬自己的“他者”，即就是另外一个村庄或另外一个民族。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背景式的“他者”，那么，抽象地树立起一个村庄意识或者一个民族意识则是荒谬的，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既然民族性、民族意识等这样一些概念都需要某个“他者”进行参照，那么，它的感情基础不外乎就是一种出于自私的嫉妒。

　　作者王青伟并没有评判这些老湾人的意识或性格，当然，也没有针对老湾人所拥有的村庄意识进行讽刺性的揭露以及理性的批判。从没完没了的故事的延伸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的观念与意识其实是难以改变的，老湾人是这样的，整个人类也是这样的。“老湾”意识是老湾人所共同具有的形象特征，正如民族意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形象特征的那样。老湾村有很多的樟树，由于大量的樟树已被砍伐，只剩下了一棵最大、最古老、生命力最强的樟树，由于它曾经救了很多老湾人的性命，因而被老湾人视为老湾村的象征，伴随着世事的沧桑，那棵樟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老湾人心目中的一个图腾崇拜的对象了，很多的老湾人曾经在那棵樟树的下面思索、低语、琢磨村庄的命运、等待着重大事件的预兆。当那个曾经主管着老湾人命运的“大管家”章一回死了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他最后想见到的就只剩下老湾的那棵老樟树了”，章一回紧紧的抱着老樟树，如同抱着住了一个分离了多年又将要分别的老情人，“现在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祭献给它，他似乎感觉到樟树在他的怀里扭动起来，那种扭动的诱惑使他一次比一次喷射得更为强烈，直到他所有的精血无法控制地消耗殆尽，直至他整个溶化到了樟树里面”②。

　　老湾人用生命滋润着樟树，樟树也用它取之不尽的鲜花以及娇嫩无比的枝叶滋润着老湾人的村庄意识，一代接一代地谱写着，叙述着老湾人的故事。如果说樟树在这部作品中具有比喻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的引申，其一，樟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它可以成为一个图腾崇拜的对象，但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力”？这本应该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可是，图腾的崇拜者们却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其二，樟树一旦被图腾化了以后，老湾村的人就能够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正是这个莫名的归属感才促成了老湾人的村庄意识，引申下去，“民族性”的形成过程也是否如此呢？

　　三

　　《村庄秘史》通过讲述老湾人与红湾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恩怨情仇的故事，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反映了出来，但是，作品并没有直接描写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无意于通过叙述村庄的故事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无意于通过老湾与红湾的兴衰沉浮来浓缩凝重而又深沉的悲怆国史。相反，作者却有意识地淡化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老湾与红湾人的影响。从老湾人的故事中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存在，如：解放初期的土改、抗美援朝、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然而，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的变动丝毫没有引起老湾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的行为不受制于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与社会无关，也与政治无关，似乎整个“村庄”的故事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庄秘史》所讲述的历史是有关“村庄”的历史，而不是“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老湾人和红湾人之间的“属于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折射或缩影。老湾人很看重自己的族谱，也就是(小说开头所讲的)有关祖先的秘密，尽管祖上唯一的一位“与紫禁城接上王气的是一个只有半米多高的名叫章巴掌的小矮人”，那是因为这个小矮人能够很灵巧地在皇上的手掌中跳来跳去，从而逗乐皇上并能够使皇上开心。由于在老湾人看来，能够“接上王气”，这当然是整个村庄的荣耀，所以，一代接一代的老湾人都尽心尽力地培育着灵巧的“小矮人”，也为此“寄托着全部的希望和幻想”，几十年后，确实出现了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与王室有勾连的小矮人，他的名字叫章可贴，可是，不幸的是，随着皇宫与王室的衰败(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这个小矮人据说在逃跑的路上被别人杀死在野外，当老湾人发现时，已经被狗吃的只剩下一副骨架了，有人说老湾人顶礼膜拜的曾经踩过天子手的那双脚(即就是小矮人的脚，在老湾人看来，这双脚自然就是“王气”的象征)被河对岸红湾人砍走了，从此以后，老湾人就王气已尽，王脉已断，老湾再也没有出过有灵性的人。由于“王气”已经被红湾人劫走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村庄的“历史”中，老湾村衰落了下去，而红湾村却兴旺了起来，老湾人只有给红湾人输送长短工的份了，于是，发生在村庄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故事便从此开始了。表面上看，这不过是老湾村与红湾之间的恩仇故事的一个引子，然而，从喻义的角度来看，有关村庄的“历史”的产生并不总是具有必然性，相反，村庄“历史”的发展总是随意的，盲目的，散漫的，无意义指向的。

　　无论是老湾人的故事，还是老湾村的历史，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虽然作者并不是为了突出一个针对村庄历史的“荒诞”的旨趣，但是，从整个作品的内容来看，《村庄秘史》并没有追求那种针对历史意蕴的“深沉”与“厚重”，其实，不管是村庄的历史，还是民族的历史，任何类型的历史都不过是人类给自己描画出来的一副图腾。对于历史的敬重程度只能说明对于自我的重视程度，历史的深沉与厚重其实是没有逻辑性可言的，在一定程度上，所谓沧桑的历史感只是表明了人类在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方面是富有“诗意”的。

　　任何一种无视具体内容的文学性的理解就是一个图腾化的过程，当“历史”被图腾化了以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分就随之失去了它的意义。由于图腾能够处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上，所以，它就具有了被欣赏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以内化的方式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就像福柯所认为的那样：“个体淹没其中而不自觉”。③

　　如果说历史具有价值的话，那么，这个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给后人提供一些值得反思的材料，通过反思以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然而，在这部小说中，老湾人敬重自己的历史，可是老湾人并没有通过这个敬重而更好、更深刻地认识他们自己，更不用说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分析力。老湾人根本就没有评说自己、反思自己的意识。虽然他们很清楚，在与红湾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老湾人不仅总是吃亏，而且还有许多令他们感到有点扫兴、有点屈辱的事，但是，对于老湾人来说，他们的村庄立场不会动摇，他们的族谱意识也不会减弱，实际上，小说中所讲述的老湾人并不是一些完全失去自卑感的人，只是他们不愿将自己的自卑感落实在行动上而已，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的敬重既来自于某种无意识的自私，也来自于某种本能的自尊。而任何一种出于“自私”和“自尊”的敬重其实质都不过是盲目的自恋。

　　传统的乡村叙事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政治分析或文化反思作为观照“乡村”历史的立足点，以特定时期的“当代意识”穿透乡村风俗的沉积层，通过理性的分析与批判达到突出历史理性与重塑民族精神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村庄秘史》却没有这样的写作意图。在作品中，历史作为一个图腾化了的“符号”为读者提供了某些有关乡村文化的讯息、线索，但是，真正的“喻义”却需要走出这些特定的“讯息”与“线索”以及这个特定的乡村文化背景时才可以发现。

　　从老湾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能够使老湾人值得骄傲并值得记录的人或事基本上没有，然而，他们却最关心自己的村庄，当然也热心于书写自己的历史。当那个“来历不明的麻姑”来到了老湾村时，老湾村里的人个个都向她讲述老湾村的“历史”，有意无意地表现着那种本能的“村庄意识”。相比之下，尽管红湾人总是“高高在上”于老湾人，然而，红湾人却没有像老湾人那样醉心于修理自己的族谱、书写自己的历史。将老湾人与红湾人的故事结合起来，《村庄秘史》中的“秘”就有了一个喻义，即就是：“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旨在为了能够“突出自己”并能够“区别于他人”的存在，老湾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似乎就是为了能够说明“这是‘老湾人的’历史，而不是‘红湾人的’历史”。假如没有那个河对岸的红湾村，那么，老湾人也许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族谱意识，也就没有如此强烈的针对老湾村的“历史感”了。进一步引申下去，如果说《村庄秘史》中的“历史”还具有另外一个喻义的话，那么，这个喻义就是；追寻历史、拷问历史、整理历史并非就能够逻辑地体现出某种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老湾人的“历史”只是一个“个别”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于国家的“历史”依然如此。虽然拥有很多的被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规律、意义，但是，在以此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方面，究竟能够用什么样的依据进行界定的呢？假如不能够很好的解答这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沧桑而又厚重的历史究竟能够意味着什么呢？

　　与以往的乡村叙事不同，《村庄秘史》并不是为了给读者展示一种乡村的风俗人情，也不是为了解读某种原生态式的“乡村”的文化，更不是为了给某一个时代做“必然性”或“合理性”的注解，而是为了完成一个针对人类历史的与人类文化的比喻。

　　最基本的文学表现手法就是比喻，因而，最基本的文学理论也就是关于喻义的延伸与扩展的理论。当一个“比喻”从修辞手法的层面提高到一种理解方式或思维方式的层面时，比喻理论就由此产生，按照比喻理论，一部文学作品，就它的整体意义而言，无非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比喻，或者是创造了一个图腾化了的意象。同样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精彩的历史，它的内容、情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则是这些内容或情节所引发出来的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庄秘史》是一部图腾化了的艺术，是一部别样的乡村叙事，也是一部充满着丰富的喻义的小说，在当代的有关乡村叙事的小说创作领域中，是一部独特的具有极高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一部作品。■

　　作者简介 

　　段平山(1964-)，男，汉族，甘肃民勤人，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参考文献

　　①黄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第 199页。

　　②王青伟，《村庄秘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第241页。

　　③严锋，《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