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silver policy and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

　　文 /孔祥毅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以“白银政策”施压中国，迫使中国货币盯住美元，曾一度导致中国的金融危机。当时，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美、英、日的微妙关系，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强力推进中国币制改革获得成功。近年来，美国一再施压中国，敦促人民币升值，仿佛历史重现。80 年前，美国强要两国货币挂钩；80 年后，美国迫使两国货币脱钩，其目的都是要中国货币升值而美元贬值，以维护自己的国际贸易利益。本刊特约山西财经大学前校长孔祥毅撰文，再现发生在80年前的一段金融历史，在那段往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国对美元贬值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中国的金融外交也并非软弱可欺。

　　近几年，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人民币结束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强迫人民币升值。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一桩旧事，就是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把中国逼进金融危机。当时，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快渡过了危机。80年前的旧事与如今的现实，虽然表现形式差异很大，目的却完全一致，就是要中国货币升值，美元贬值。现在回顾当年的情况，可能对今天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定的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金本位制度，1931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贬低币值，倾销商品，拯救危机中的本国经济。贫弱的中国，工商业本来就经不起风吹雨打，遇此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经济学者和工商业者一致认为，必须改革中国货币制度，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统一货币。

　　1933年初，实施“废两改元”的条件已基本准备成熟，3月在上海试点。4月6日起，“废两改元”在全国顺利推行。但是，由于“一战”后白银采炼技术提高，白银产量增加，大危机中的世界市场出现了金涨银跌的现象。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8个产银或用银大国于1933年 7月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国际白银协定》，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将从1934年起的4年内不得将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出售，其目的在于维持白银的较高价格，以求稳定国际市场。但是，不到一年，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

　　白银政策将中国经济推向危机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在国内白银生产商、银行业打压者及通胀支持者的联合压力下， 1933年12月，美国政府颁布了《银购入法》，1934年5月又颁布了《白银法案》，规定提高白银价格，国内每盎司白银价为0.645美元；美元的准备金为75%黄金、25%白银；财政部长有权在国外收购白银，以补充发行准备。同年8月，美国又宣布“白银国有令”，将白银收归国有，总统有权命令国内存银全部交造币局，限3个月内全部交国家造币厂充作通货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宣布美元贬值，禁止黄金和白银出口，减少美元含金量60%。上述法案和一系列政策，被统称为“白银政策”。按此规定，美国货币准备金的比例，需从国外购进白银1亿盎司，计划每月购进5000万盎司，直到银价上涨至每盎司1.29美元为止。这就要求美国财政部大量购入白银并推高银价，实现美元贬值，扩大商品出口。

　　美国实施白银政策后，立即引起世界银价的飞涨，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增长了26.7%；1935年4月26日，伦敦银价比1931年上涨了3倍；纽约同一天的银价比1931年高出3.3倍。白银政策的实施也立刻导致中国的白银储备被走私出国门并在海外出售，致使其国内货币供应下降，银根奇紧，金融梗塞，物价下跌，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停业。

　　首先，白银外流，贸易入超加剧，出口更加困难。19281931年，世界银价下跌，中国在外贸进出口中曾一度因白银货币贬值而受益。但是，银价上涨后，情况立刻颠倒过来。1934年，中国净流出白银25673万元，1935年达29000万元。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库存白银共2.75亿元，约占当时上海中外银行存银的49.2%；到1934年底，上海外商银行存银竟下降到0.54亿元，一年内减少了2.2亿元，均被外商运出国外赚取高利。随着白银升值，中国进出口贸易发生剧烈变化，1931年的出口净值为14.17亿元，1934年则降为5.35亿元，历来畅销的出口商品棉纱、丝织品、茶叶等下降几近1/3。虽然当时出口下降也有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世界经济危机等因素，但银元升值则是出口困难的主要原因。19311935年间，中国银元在国际汇兑中增值几近100%，将中国经济推向了萧条。

　　其次，白银外流，金融市场恐慌，银行倒闭停业。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截至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约为5.6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购银法案”之后。因为白银价格暴涨，出口利大，持纸币证券者均向上海各银行、钱庄挤兑现银，造成上海金融市场严重恐慌。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描述当时情形说：“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部都纷纷急电外阜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支持总行。”1935年，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的达20多家，其中上海就有12家。

　　第三，白银外流，工商业破产，农业萎缩。白银的外流与银行的挤兑风潮，使流通中的货币减少，通货紧缩，银行界不得不尽量减少贷款的发放，同时又向客户催收借款，进而造成了信用紧缩，使得工商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给工商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1935年6月，全国92家华商纺织厂有24家停产，12家压缩生产规模。在白银冲击与金融恐慌下，荣宗敬的申新纱厂集团的二、五分厂关门，第七分厂因无力偿还汇丰银行贷款而被迫拍卖，损失惨重。当时，中国有约30家橡胶厂，3/5都关了门；停工的丝织厂、面粉厂也达半数以上。各类工厂在19341935年倒闭了300家以上。商业企业19341935年倒闭了723家，改组162家。农业方面，由于银根紧缩，农贷几乎停止，农副产品无钱收购，农业生产严重缩减。

　　更为严重的是，白银外流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趁火打劫的便利。当时，中国银价每盎司40.5美分，世界银价65美分，日本利用其军事武装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大搞白银走私，获取暴利，用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币值。同时，在1934年1112月间，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到不足5000万元，使中国无法维持汇价。虽然美国也担忧日本在远东军事实力的增长，期望中国能在某种程度上牵制日本，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会通过走私和劫掠中国白银在伦敦等地出售，大大增强了军事实力。当时，中日处于全面战争的前夜，白银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美国助纣为虐，帮了日本侵略者的大忙。美国时任财政部长摩根索曾感叹道：“假使我是被日本花钱收买的，那么我一直在挣着我的工钱。”

　　与美国政府周旋

　　1933年4月，孔祥熙由工商部长改任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1月兼任财政部长。

　　美国的《购银法》还在国会讨论时，中国银行公会就致函罗斯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必将导致世界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外流和金融危机。但美国政府置中国的抗议于不顾，不惜违背在《世界白银协定》中所做的承诺。1934年8月20日，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直接向罗斯福呼吁，希望美国能够在今后购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虽然美国表示愿意就购银政策与中国协调，但回避正面的承诺。孔祥熙不得不直接告诉美方，中国正在考虑逐步采取金本位，而美国正在购买白银，美国可否用美国的黄金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虽然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表示，金银互换是国际市场上的买卖不是政府间的事，但美国时任财政部长摩根索则表示，可以通过中国中央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委托的美国银行进行交易。据此，1934年11月，中国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1900万盎司白银，此项白银暂存上海。孔祥熙担心这批白银的外运会加剧金融恐慌，便从伦敦购买了1700万盎司来垫付，并且一再推迟交付时间达7个月，其中只有200万盎司是在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后才从中国运出的。这场交易尽管没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但却警告美国白银派议员，中国可能要放弃银本位。

　　1934年10月14 日，孔祥熙宣布，从次日起中国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又鉴于日本大规模武装走私白银，孔祥熙在12月又颁布加强缉私力度的命令，因日本的军事实力，打击走私并未能完全奏效，孔祥熙不得不再与美国协商稳定银价，提出了两项意见，一是除美国国内自产的白银外，美国不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价格高于每盎司0.45美元的白银；二是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重整币制。

　　这时，美国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向美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因为美国的《购银法》而产生的反美情绪有增无减，日本人正在打算向中国贷款，以便控制中国的货币。

　　这份报告引发了美国内部的一场政策辩论。国务院认为，白银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而势必影响两国的关系，希望财政部暂停购银，或把银价限制在每盎司0.45美元，至少应把在中国的购银留在中国，反对由美国单独向中国贷款，避免触犯日本利益。财政部则认为，不可能立即停止购银或降价，最好是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并使之与美元挂钩。而罗斯福既不想停止购银政策，也不想给中国贷款。后来采用了折中方案：一是美国将只购买中国央行的白银，每盎司价格不超过0.55美元，并在市场上维持这一价格；二是美国可随时中止这一做法，但会提前一个星期通知中方；三是请中国尽快派代表来美讨论有关问题。

　　孔祥熙遂向摩根索进一步提出，0.55美元价位过高，希望能稳定在0.50美元，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就此签订一个长期协定，否则中国只好考虑放弃银本位。

　　摩根索不同意孔祥熙的意见，于1935年元旦通知孔祥熙的代表—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一个星期后美国将不再把银价维持在每盎司 0.55美元的价位，不过仍然愿与中方合作。

　　摩根索与罗斯福商量后，决定邀请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访美，讨论白银问题，但美国务院担心反日派宋子文来访会损害美日关系，未能成行。

　　19日，孔祥熙向美国提出了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希望美国限制银价，至少不要购买从中国走私的白银。美国再次表示不能限价，它在购银时“可以把中国的意见考虑进去”。

　　1935年2月5日，中国秘密通知美方，中国计划放弃银本位，将新货币与美元联系，稳定中国的汇率，建议向美国提供白银，第一年出售2亿盎司，希望美国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或长期基金和一笔以未来中国白银出口作抵押的同样数目的备用贷款。这一要求再次引发美国政府的内部争论。国务院强调，只有当其他国家对此感兴趣时，才会探讨共同给予中国援助的可能性。但摩根索认为，联合行动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应“单独行动”。美国务院的答复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责问道：“难道不是美国的白银政策与中国的财政危机有着特殊的关系吗？”他再次重申金银互换计划，并希望美国在收购中国白银时给予中国一定的期限。孔祥熙的这份电报措辞极其强硬。

　　在与美国激烈的货币斗争中，中国政府决定利用世界银价高涨之际，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建立汇兑本位制。

　　1935年10月，中国已经制订了币制改革方案，为争取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配合，至少是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在币制改革前一周，孔祥熙再次电告施肇基，要他“用最强烈的理由，向美方表达最恳切的要求，以取得美国的支持”。

　　孔祥熙早已意识到，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分歧以及摩根索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他指示施肇基通过摩根索，直接把中国的请求提交给罗斯福，希望美国能在两个月内以0.65美元1盎司的价格从中国购银5000万盎司，接下来的4个月，中国还可以向美国提供5000万盎司白银。此后，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将在半年内再向美国出售1亿盎司。为防止美国国务院的干扰，孔祥熙特别强调这是一次“纯商业行为”。

　　10月28日，施肇基前往摩根索的家中向他转达了孔祥熙的建议。摩根索表示，如果中国告诉他币制改革的详细方案，他会考虑中方的要求，希望中国将售银所得外汇基金存放在一家美国银行而非英国银行。第二天，摩根索非常高兴地告诉罗斯福，“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让中国的货币与美元而非英镑挂钩”。国务院这时才表示愿意让财政部来处理与中国的货币关系。

　　为了能及时把握谈判机遇，施肇基在周末从华盛顿驱车赶到摩根索在纽约乡下的别墅。经过连夜讨论，摩根索提出了从中国购银的具体计划和条件：第一，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在美国船上交货，如果双方满意，可以续购；第二，中国售银所得必须全部用于稳定通货；第三，成立由3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其中两人是美国人；第四，中国售银所得存于纽约的美国银行；第五，由中国确定某种形式的法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

　　由于形势紧迫，中国一方面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令，另一方面答复美国说，中国无法接受摩根索提出的第三和第五项条件，因为中国已宣布法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挂钩，并成立了中国银行家组成的货币准备委员会以及包括美英等国银行家在内的咨询委员会。

　　11月8日，孔祥熙要施肇基向美国转达，这种纯财政安排不应受到美国额外的约束，中国不愿让法币与某种外币挂钩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外国的反对。最后，孔祥熙不得不与美国摊牌，“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仍可以在市场上抛售白银，但这对双方都不利”。

　　11月9 日，罗斯福担心银价一旦下跌，可能很难再上去，无法向美国白银派集团交代。于是，决定在中国满足美国条件之前先从中国购银2000万盎司来稳住中国，避免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白银。

　　11 月12日，拒绝向中国政府交出白银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突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秘密购进大量美元。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严重下降，包括刚刚售出的2000万盎司的白银收入在内，中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仅存5000万美元。因此迫切要求美国再从中国购银 8000万盎司。施肇基在向摩根索转达这一要求后，摩根索急忙给罗斯福打电话，两人商量后，同意把从中国购银数量从2000万增加到5000万盎司。他还承诺，美国将买下中国想要出售的所有白银，条件是中国保证不在伦敦市场上售银。

　　这个时期，中国通过中央银行一共向美国出售白银三次。第一次是1934年11月，出售1900万盎司，孔祥熙等人显然是利用银价飞涨之际，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得更多的外汇来准备币制改革。以后一再说服美国从中国大量购银也是这个原因。第二次是1935年11月，出售5000万盎司，这次售银加强了受到日本冲击的外汇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出售7500万盎司，巩固了币制改革的成果，弥合了因白银问题所造成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创伤。一位美国学者称，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在“几乎一夜之间”，没有经过一个金本位过渡阶段而使其货币现代化。

　　法币改革成功

　　实际上，中国的币制改革早有计划。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币制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币制改革酝酿于20年代。1929年，邀请美国专家甘末尔来华，帮助设计改革方案，计划逐步过渡到金本位。但这一计划因为世界经济危机，银价下跌，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原因而未能实现。不过，中国政府在1933年4月宣布“废两改元”，成功地完成了银本位币制的统一，“为币制改革先着一筹”。1934年3月，孔祥熙聘请了一批中外货币专家，成立币制研究委员会，特别是宋子文、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在币制改革计划的起草、修订、公布、推行中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夏天，国民党首脑聚集庐山，原则决定了币制改革方针。之后，孔祥熙与宋子文秘密组织了拟订方案的小组，到1935年10月，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币制改革方案。10月，英国的李滋·罗斯来到南京，也提供了帮助。由于当时日本在华北偷运白银出境猖獗，社会传言四起，金价飞涨，汇价下跌，不少人持钞到银行要求兑付银元，形势十分紧迫。孔祥熙11月3日在上海致电行政院，强调币制改革“事关紧急重大，深虑延误时机，奸人乘隙牟利，摇动全国金融”，他先斩后奏，未待行政院批准呈文，令财政部11月3日深夜火速完成改革币制布告的文稿，当即签字后深夜发出。后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才予以追认，并交国民政府通令实施，11月16日才由行政院训令财政部，财政部于11月28日才函达中央银行。

　　《施行法币布告》的主要包括6项内容内容：一是从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等3家银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二是除上述3家银行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截至11月3日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三是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发行收换事宜；四是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五是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的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六是为稳定法币对外汇价，由上述3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中国币制改革布告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就立即将英皇敕令发布，要求在华英商与侨民遵守这一法令。港英政府亦宣布香港放弃银本位，实行纸币。英商在华银行也率先答应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的中央银行。

　　美国方面开始时的态度并不明朗，但随着法币改革的顺利推进，也转而予以好评。美国在华银行亦将库存白银交中国中央银行收兑。

　　此时，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仍然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进行购银谈判。摩根索借中国外汇储备不足要挟中国，坚持中国新货币与美元挂钩。孔祥熙11月8日电报要求施肇基向美财政部长表明，“中国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对我们两国都将不利而已”。摩根索请示罗斯福后，不再坚持法币盯住美元的意见，同意购买中国白银5000万盎司。

　　12月，摩根索再起疑虑，暂停在伦敦购银，孔祥熙再次呼吁美国购银，摩根索提出要了解中国新货币情况，要中国派代表团赴美。孔祥熙派遣摩根索的同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美国。1936年4月初，陈光甫等抵达华盛顿，代表中国与美方商讨以较好的价格向美方出售白银与恢复1933年美棉麦贷款的未动用部分。这一次，摩根索彻底放弃了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双方的讨论相当顺利，4月23日，专家小组达成了协议，5月12日摩根索确认了《中美白银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价格根据当时的市价确定，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的要求支付黄金；第二，中国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第三， 中国货币储备中至少保持25%的白银；第四，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业中的用途；第五，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 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第六，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第七，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联储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摩根索告诉陈光甫，美国的政策是把银价维持在0.45美元，因此如果银价上涨过高，中国就卖；如果下跌过多，美国就买。《中美白银协定》虽然规定将大部分货币准备金存于海外，在中国与日本处于准战争状态下，这样做是较为安全的，对于保持市场对法币的信心、巩固币制改革的成果 ，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法币政策的实施，首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资金开始松动，利率下降，金融市场趋于安定，物价普遍回升，刺激了生产的复苏。其次是形成了统一的货币流通市场，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最后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金融殖民化政策，发行伪钞，收购白银，又从内地私运白银到伦敦出售，用以在外购买军用物资武装起侵略军。

　　结论与启示

　　孔祥熙刚刚当上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长，就遇到美国白银政策导致的金融危机，进行币制改革、解脱金融危机与日本殖民金融破坏相互交织，让这位新任财长饱受压力。但他利用美、英、日的微妙关系，借美国白银政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法币改革。

　　从孔祥熙的应对策略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五点经验：

　　第一，20世纪30年代的中美白银外交，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导致《购银法》的出台，继之转化为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接着又演变为美、英、日为控制中国货币财政而展开的一场国际角逐。日本趁机武装走私白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极力破坏中国的币制；英国囿于欧洲局势，不想触犯日本利益而损害英日在亚洲的关系，企图以美、英、日联合行动帮助中国摆脱困境，未得到美国配合，也不受日本欢迎。

　　第二，美国清楚地知道白银政策是中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但其财政部必须执行《购银法》，其国务院不想开罪日本，只得拒绝中国稳定银价的要求。只有当中国放弃银本位并决定抛售白银时，中国售银和美国购银利益相一致时，美国才开始与中国合作。1935年11月和1936年5 月，美国两次购银的决定，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中国抵抗了日本的扩张。美国也担心英国对中国货币的影响力，自然要提出法币与美元挂钩。

　　第三，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能借助美国白银政策推进币制改革，利用银价高亢，先请美国以金换银，继之做出放弃银本位的姿态，最后快速实施改革币制。在与美国不停的交涉中，施肇基与孔祥熙配合默契，直接联系，绕过了国内矛盾的许多麻烦，以致不等美国表态，又对中国行政院先斩后奏，取得了法币改革的成功。

　　第四，考虑到日本对华侵略，中国通过售银而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为争取美国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中国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积极主动与美方交涉，以有限的谈判资本，不厌其烦地向美方晓明利害，最终说服美国与中国合作，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

　　第五，80年后的今天，美国一再施压中国，要求结束中国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机制，也是要中国货币升值。上世纪30年代的问题是，中国大部分贸易都以英镑结算，当时英镑正对美元贬值，也就连带中国货币一同贬值。美国一再要中国法币与美元挂钩，就是要法币升值，提高美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当年，美财政部长摩根索对中国代表说：“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公众，还有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可能拿出6500万美元，然后你们继续把你们的货币与英镑挂钩。”他甚至说，“帮助中国本币走强对于世界和平非常重要”。

　　诚如英国《金融时报》前不久所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摩根索和怀特)二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说服世界各国政府维持或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以扩大国际贸易，能够把参议员舒默及格雷厄姆与摩根索及怀特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对美元贬值的无止境追求。”

　　(作者为山西财经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