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杂志十年路
商务周刊封面图
十年·启程
十年商周人
感谢十年来所有在《商务周刊》工作过、为之做出贡献的同仁。
2000年入职
蓝戍、仲进、冯颖、沈山、王洋、赵朗、于蕾、秦问宇、刘慧玲、翟燕、马文斌、仇勇、潘青、谢文昌、卢岚、张南江、张彤、李杰、范永恒、王筱云、赵文、傅英、江铁、赵杰、韩薇、孙玉峰、王洪杰、庞亚平、张杰
2001年入职
王青笠、程志、姜智浩、田子、龚伟同、李薇、曹励、种参、宁南、吉国强、吕志涛、尚立、高立仁、赵建国
2002年入职
高昱、邓瑾、赵彩婧、任雪松、吴金勇、刘丽娟、虞立琪、徐蕾、靳丽萍、王晓玲、李宏斌、吕茜、陈久红、段瑾、唐安、岳晓睛、高琳、宋顶峰、陈美霖、潘燕辉、王惠林、李辉、孙英红
2003年入职
张娅、崔鹏、王强、钟加勇、李海东、葛清、夏襄蓉、刘晓兰、赵先奎、刘小乐、王跃江、杨关周、张贵申
2004年入职
陈桂荣、冯雪、娄文社、刘荣欣、车晓立、罗率、袭祥德、李兆清、谢良兵、洪兆敏
2005年入职
张晓强、高峰、胥晓莺、商思林、冯禹丁、唐建红
2006年入职
曾娜、刘婷、曹媛、杨乐、胡劲进、谢鹏、文静、胡娜娜、周翊、袁瑛、包毅
2007年入职
侯启、李群、关丽瑶、鲁丹、王君丽
2008年入职
于姗姗、刘静、杨晓蕾、何迎钊、贾东利、郑霄、欧阳波、苏杰、邵芳、吴丽、雷桦、周烨彬、苗萌、丁悦、倪洪章
2009年入职
宋昭、陈楠、伊西科、张萌
2010年入职
徐海涛、常青、和阳、葛建
我们的专栏作家：
胡泳、赵汀阳、安替、鲁迪·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弗朗西斯科·贾瓦齐(Francesco Giavazzi)、许知远、阿尔贝托·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陆新之、袁岳、毛寿龙、米尔顿·科特勒(Milton Kotler)、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王怡、约瑟夫·奈(Joseph S.Nye)、陆磊、章敬平、缥缈、弗洛蒙德·马里克(Fredmund Malik)、杨壮、李海东、安东尼·哈尔夫(Anthony Halford)、李国威、王育琨、方泉、彭志强、崔伟、沃尔夫冈·克莱门特(Wolfgang Clement)、刘军宁
《商务周刊》十年路
百年是一个世纪，十年是一个年代。从2000年到2010年，《商务周刊》用一个年代的努力，究竟在这个新世纪之初刻下了怎样一道痕迹？
这是个20年、30年之后方才知道答案的问题，也或许到那时，唯有在此工作过的以百计的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本独立杂志存在过。它生逢其时，直道而行，别无所求。在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它渺小又弱小，好在，感谢生活，感谢人生，它始终没有迷失
□ 文 高昱
“如果你们在场上不知道应该怎么踢，那就往前踢。”
——施拉普纳
我是2001年底决定接手主编《商务周刊》的。蓝戍拉我从《三联生活周刊》过来入伙，我本能地拒绝，因为我既不懂管理，更不会挣钱，我喜欢自由自在又有人保我衣食无忧地写字。
但有天晚上，鬼死神差般我瞄到了书房挂的那幅披着爆炸头、叼着烟卷的黑鬼，那是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吉他天才，1960年代西方反叛运动与唱片工业共同制造的牺牲品。他27岁时死在法国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床上，被自己因药物过量喷出的呕吐物憋死。同样死于27岁的还有The Doors的基姆·莫里森和Nirvana的柯特·科本，一个死在浴缸里，因胃囊中烈酒和可卡因的剧烈反应而猝死，一个自杀，把长枪伸进嘴里。
于是我想，摇滚三杰27岁就死了，经历了这个既激情澎湃又纸醉金迷的世界的一切，然后寂灭。我也已经27岁了，饱食终日，连改变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吗？
这是多么剽悍的无知者无畏的出发。事实上，在那个因为互联网改变世界而点燃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不是在深夜里拍案而起，走上一条自认为足以撞破南墙的理想之路？
当时的《商务周刊》，也处于一个“应然”的状态。我一开始给《商务周刊》的定位是做中国的《商业周刊》，但实际上，它最初的关注范围要比美国榜样宽泛得多，更像一本扩充了财经报道内容的时政杂志。2002—2003年的封面故事中，有近一半是宏观经济话题和事件调查，尤其是下半年对于杨斌案、仰融案和转基因食品风波的突破，我们采用的都是分派四五名记者到各地出差，拿回来料由编辑组合撰写的操作手段，那是我从《财经》杂志胡舒立那里挖来的副主编靳丽萍的代表作。靳丽萍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原来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部主任的时候就奔波于天南海北新闻现场，极擅长采访突破和战役组织。采编之余，她还对我们的记者进行采访技术的强化培训，细致到采访提纲怎样行文、电话里如何自我介绍，而这些都是新闻科班不会教授的。
应该说，《商务周刊》的时政化是有逻辑必然的。当时这一类统称为财经媒体，其骨干大都是从《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等新闻时政媒体过来的，一旦遇到一个大的事件，大家会习惯性地以时政记者的视角来看，不是从商业、产业的角度去确立报道方向，而是以挖掘事实真相为第一要务。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财经》成功的感染，但更重要的则是那个时期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原罪纷纷暴露——那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商品经济。某某首富落马、某某公司黑幕、某某官员腐败层出不穷，无论从社会公器的使命，还是从满足读者最大公约数的职责，由不得我们不磨拳擦掌。
2003年3月，靳丽萍被她的老东家中国新闻社拉去主编震荡中的《中国新闻周刊》，但她遗留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思维随即就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用武之地——SARS来了。我们发动全体编辑记者，用最短时间完成了一篇写实性的封面故事《“非典型”72小时》。而其后的一期的封面故事《为了正在死去的“阶级兄弟”》，则已经将触角进入到深层次的悖论思考，而这也是我希望一本杂志与报纸、电视的价值区隔。
实话实说，当年我们对《商务周刊》的定位是游移的，在新闻性商业周刊和商业性新闻周刊这个区间徘徊。后来一位离开的同仁曾经写过一篇分析《商务周刊》的文章，叫《靶心问题》，认为《商务周刊》新闻做的热热闹闹，却一直没有明确找准自己的报道范围和核心读者群。这种评价当然是对的，但我也有自己的考虑。其一，我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转轨时期，企业能够按照一个成熟商业规则、在一个健康商业环境中运转，恐怕至少也要5年、10年之后。《商务周刊》必然要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公司报道上，但那应该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做的还是获得更广域的社会影响力和读者，以及训练出一批有新闻理想、敢打敢拼的纯粹的编辑记者——中国IT、汽车记者圈里那些金钱交易，确实让我有深深的忧虑。我必须让团队建立起清晰的职业操守，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沾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括我在内的编辑记者，都对商业趋势、公司管理尚缺乏体察和思考，我们需要学习积累的时间和空间。
这种“原生态”的新闻价值至上而非商业价值至上的报道模式，在2004年3月因为一期杂志得咎而戛然停止。那期由编辑部主任任雪松和特约记者李利明操作的封面故事直接批评了一位省部级官员，而里面另一篇张娅关于德隆资金链的报道，则点燃了德隆系轰然倒塌的导火索。我们获得了两个月的“非常假期”。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切·格瓦拉
狂飙突进的结束，也让杂志经营年年翻番的高速增长跌了个大跟头，2004年当年盈利的计划泡汤了——我私心里是有一个创造新闻杂志三年盈利的小梦想的。
重新启程，《商务周刊》没有一步退回到预备好的回旋余地——公司报道里。我确定的编辑方针是三足鼎立，宏观全局性的经济报道、中观战略性的产业报道、微观研究性的公司报道。这其中以产业报道为中轴，上看宏观上的制度环境，下看市场中的公司变局，《商务周刊》在其中，以自己的调查报道和分析思考，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观察平台作用。
这样的定位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休假”过程中，一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给了我一份《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这是科技部委托北京大学政府与企业研究所所长路风教授做的课题报告。我记得是在建国门外一个川菜馆请路风吃饭，两个人聊得手舞足蹈，我一遍遍扭头告诉在一旁作陪的记者王晓玲，“把这个记下来”。
这份报告被我删减后成为《商务周刊》的一期封面，除了《吉利汽车：从学习到超越》和《奇瑞的痛苦》两篇附文，我们还配发了对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和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专访，《走出“中国制造”的阴影》和《警惕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剧》，封面图片我们请奇瑞公司传了一张普通员工的照片，背后PS上一幅飘扬的红色国旗，封面标题是“造中国自己的汽车”。这组文章用扎实的事实调研和经济学论证，雄辩地对已经实施20年的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提出质疑，并给出了一系列可以推广至更多领域的追问，“为什么重点产业保护政策实施下来的结果反而使中国工业丧失了自主开发能力”，“为什么受到重点企业沉溺于合资模式，而自主开发的企业却得不到公正待遇”，“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否会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
文章的反响是轰动性的，不仅在汽车业内引发辩论，商贸界、科技界、金融界、信息产业界、经济学界和其他装备制造业由此对FDI、“以市场换技术”展开了反思。我们也再接再厉，在大飞机、高速铁路、核电、信息通讯、工程机械等领域，用报道、专访、评论等形式，高扬自主创新的旗帜。当2005年底中央正式倡导自主创新，当2007年凯雷收购徐工案流产，当2008年大飞机终于列入重大专项，《商务周刊》听到了来自朋友和陌生读者的由衷称赞、感谢，我们自己也看到了自己工作的莫大价值。我们的文字不足以改变哪怕是自己的命运，却能够给中国的产业界一些启发、鼓舞，给那些同样寂寞长跑的自主创新践行者一些喝彩、安慰，夫兮何求。
2004—2008年这一时期，除了充当自主创新的“民族主义吹鼓手”，《商务周刊》另一支力量也逐渐成熟起来，那就是公司研究。在这方面，宁南、王晓玲、冯禹丁、张娅等几位从记者一步步成长为高级记者再到主笔的同仁贡献最大。宁南对丰田管理模式的报道，王晓玲对英特尔、ABB的报道，冯禹丁对摩托罗拉、联想的报道，张娅对Google、西门子的报道，都称得上公司研究的精品。
杂志做公司报道时总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时效性差，出版周期比不上报纸网站；二是杂志每期文章篇数有限，一篇上万字的封面故事是其吸引读者阅读的拳头产品，但任何一篇非热点事件性的公司报道往往只有与该公司同行业的读者才有阅读兴趣。我们逐渐形成的思路，是将公司放置在一个坐标系内，横轴是其市场、产品、研发、组织、运营等方面的内部演进，纵轴是全球化、技术创新与融合、绿色等外部商业趋势，通过对公司的深入采访和研究，寻找其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其他公司的外在性价值，以公司自身变革进程和我们归纳的外在性价值为两条线索，构建属于《商务周刊》的分析逻辑和叙述方式。通过我们的归纳和演绎，我们希望一位来自汽车行业的读者也会从《商务周刊》对一家电力设备公司的报道中受到启发。
产业分析与公司研究，让《商务周刊》获得了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制造业经理人的认可，但我们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离CBD和写字楼有些远，而我们主要的衣食父母——广告商恰恰在那里。这也是《商务周刊》长期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这本独立杂志一步步走来，身边的同行要么早早关门大吉，要么乘上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打造的庞大平台高歌猛进。每次看到我们以榜样的力量辛苦培养出来的成熟记者，因为收入和平台问题被高薪挖走，看到那些像石头一样扎在这里吃苦受累不闻不问的兄弟姐妹，我知道，为了理想的旗帜能够继续扬起，不能再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变革势在必然。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光未然
2008年，《商务周刊》当年盈亏持平。2002年的时候我听过台湾《商业周刊》出版人金惟纯的讲座，他回忆说台湾《商业周刊》第7年才实现当年盈利。我们花了8年时间勉强达到，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吃力的喜悦，金融危机席卷而至。风声鹤唳之下，《商务周刊》编辑部主笔以上、经营部门中层以上的员工都减了薪，并且大幅度压缩用于推广赠阅和铺摊零售的杂志印数。控制成本的同时，我们在中国制造业高峰论坛、领导力国际论坛、《商务周刊》年会等论坛活动组织上也加大了力度，希望开拓广告、发行之外的第三项收入。这实在是比别人晚得多，但也算让2009年我们在低成本运营的情况下第一次完成了盈利。
前面的道路还是很难。这几年，我们的主笔宁南每年都会撰写一篇宏大叙事的年度回顾与展望，从《2007：入冬前的最后一次饕餮》、《2008：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到今年的《2010：窄门前的中国》，《商务周刊》也始终在窄门漏出的点点灯光照耀下行走。那光来自每一位认同我们的读者、作者和采访对象，来自给予我们充分理解和认同的主管领导和主办方、始终如一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投资方，来自赋予我们温暖与粮食的广告和发行合作伙伴，来自每位不离不弃的杂志同仁。
但是杂志的生存与发展仍然面临监管和经营的双重考量，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与此同时，当今各种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数字化出版发展迅猛，这给传统纸介媒体带来了严峻挑战，但也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广告、发行、活动三叉戟的盈利模式创新可能。
对于《商务周刊》来说，安生立命的根本是生产深度内容，深度报道时代进程的变化。我一直认为，报纸、电视、网络是传递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杂志是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杂志面对数字时代的求生与发展策略，是以退为进，加长长板，而非加长短板；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信息空前爆炸和数字化出版起飞的今天，纸介媒体本身必须回归自己的本初角色，尤其是在时效性、规模性、交互性、服务性、鲜活性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杂志，更迫切强化自身的核心能力，而非扩充自己的广域能力。《商务周刊》可以踏踏实实的当好一块板，把这块板做成金字招牌，而将其它的木板交给合作伙伴去做。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份杂志，《商务周刊》是生产者，而非整合者；是思考者，而非服务者；它强调观念价值，而非有用信息；它的目标是让读者慢下来，坐下来，而非快速阅读、摘要式阅读。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读者需求的变化。《商务周刊》的读者是喜欢思想并愿意独立思考的工商界人士，他们不仅对内容深度有要求，同样需要更高的服务，那就是对内容更强调系统性、关联性，并需要更多的内容产品种类和终端介质。因此，从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商务周刊》发展成一种平台+社区的品牌。这个“大商周”，除了包括传统的以自产内容为主的一本纸介质的《商务周刊》杂志，它还通过整合自产内容、合作伙伴知识资源、第三方智力产品，形成公开发行+定向推送、线下+线下、报道+报告、资讯+咨询的多产品形式的商业信息内容提供商；另一方面，《商务周刊》传统的以发行带动广告和活动的经营模式，也由此扩展为一个全新的专注于产业分析和公司研究的商业信息服务社区(类似于在财经信息领域已经成功的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通过我们的公司资讯汇编、行业竞争情报、产业趋势分析、高端研究咨询所积累的资源与客户，构建一个服务于工商界人士智识需求的线上+线下互动网络。
这是一个我不敢于多讲的《商务周刊》愿景，因为前面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影响着这条小舢板的航线。在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它渺小又弱小，好在，感谢生活，感谢人生，它还没有在风浪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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