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金融经济师，刘兴成质朴和诚实的行事风格一直都没有改变

　　文  本刊记者  王磊磊

　　刘兴成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并不特别。他面目清秀，笑起来会显得有些憨厚，总是非常细心的听完每个人讲的每句话，并不擅长高谈阔论和说客套话，甚至可以说他根本不会，这位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陕西汉子，身上总是带着那么一种特别的质朴和真诚。

　　早在两年前，记者与刘兴成便有过接触，两年中也不时的有联系，彼时的他，是以牟其中最后一任代理律师的身份出现的。

　　为牟其中辩护

　　“刘兴成像个真正的律师。”这是牟其中及南德集团代理人夏宗伟在接触众多律师后对刘兴成的评价。

　　“日用品换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是让牟其中风光无限的三件大事，正是为了完成宏伟的“卫星计划”，在融资无门的情况下，牟其中铤而走险利用XGI担保吸取境外资金，而后直接导致了其被冠以“信用证诈骗罪”第三次锒铛入狱。

　　从1998年到2002年，震惊全国的牟其中案历时4年，在这场漫长、曲折的马拉松式诉讼中，牟其中的代理律师走马灯般的换了又换，前后接手的律师多达数十人，没有一人能够自始至终坚持到底。最终由于南德集团几近瘫痪，业已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此时案件二审终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由于牟其中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曾有接触，2002年，一份有关牟其中案件的材料被送到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法律顾问，材料又被转交到了刘兴成手里，出于一直以来对牟其中案的关注，刘兴成对该案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刘兴成与南德集团代理人夏宗伟取得了联系，并对案情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专程赶往武汉洪山监狱看望了牟其中，还给牟其中赠送了卡耐基和韦尔奇的书籍。刘兴成的正直和热情感染了夏宗伟，其当即提出要刘兴做牟其中的法律顾问和代理刑事申诉的要求。

　　接与不接之间刘兴成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权衡。接手这样的案子不但经济上有所损失，因案件牵扯面过大，涉及众多方面的名利得失，在代理过程中甚至还会面临政治风险。最终，本着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和对中国司法进程的贡献考虑，刘兴成从云南“全国十佳律师”马军手里接过了接力棒。

　　在代理过程中，刘兴成把目光集中到了对信用证的性质与运作规则的法学认识上。从证据、法律依据、信用证规则、同一法院湖北省高院民事判决和刑事裁判自相矛盾等方面，刘兴成得出牟其中案信用证诈骗罪不成立的结论，但司法机关对牟其中刑事案件申诉和民事案件再审拖延至今，没有结论。

　　在南德案件之后，不断有类似的所谓“信用证诈骗”案件发生并进行了判决。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并与经济界、金融界、法律界的许多专家进行探讨后，刘兴成认为，在我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加强对信用证的认识已经成为司法工作中十分迫切的问题。

　　2003年以来，刘兴成对国内已经判决的几起信用证诈骗大案进行了分析，对这些案件的定性与判决都提出了质疑，并列举了近年来定性错误的6大信用证诈骗案。随后，刘兴成又撰写《信用证诈骗大案为何定性错误？》一文，把认识上的错误归纳为信用证诈骗罪认识10个误区。

　　“一个知名的信用证诈骗错案，会导致连锁错案，连锁错案会威胁我国银行业、外贸业和司法界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损害国家利益。”本着这样的想法，2004年，刘兴成把自己关于改进我国经济司法工作的文章和关于南德案件的意见上书给国家领导人以及主管政法工作的众多部门。

　　刘兴成的上书马上得到了回复，据牟其中方面的信息，一位国家领导人对此做了批示。2004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2006年，最高法关于信用证的《规定》和《说明》正式发布，并开始执行。对于刘兴成在信用证诈骗认定上的贡献和牟其中案的影响，《南风窗》做了一篇该杂志有史以来最长的报道。

　　给茅于轼做part-time助理

　　1985年以前，刘兴成还在陕西绥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1985年，他参加了高考，考入了延安大学政教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中学做教师，1年多后不满于现状的刘兴成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开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学习。在人民大学就读期间，刘兴成选修了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的经济学课程“经济运行机制分析”，并得到了一个“优”，这在当时给了刘兴成极大的鼓舞，“魏杰教授的课程是出了名的严格，就算是经济学本专业的学生得优的也是少之又少。”

　　从此时起，刘兴成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而在上学期间的一个偶然机会，让他开始向更高层次迈进。当时刘兴成的硕士论文题目预定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由于那时信息不发达，只能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 在人大图书馆论文检索上，刘兴成发现有个叫茅于轼的人写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文章。

　　刘兴成便兴致冲冲的跑去找茅于轼。找到社科院后，工作人员告诉他，茅教授刚退休，现在自己办了研究所。刘兴成仍不罢休，又来到天则经济研究所，直接找到了茅于轼请教。

　　经过一番指点和攀谈后，茅于轼对这个直爽真诚的陕西小伙也十分中意，并当即提出要刘兴成留下来给自己当助手，听闻这一消息的刘兴成大喜过望，但随即又考虑到自己还没毕业无法参加工作，谁知茅于轼诙谐地说，“没毕业可以做‘part-time’(兼职)嘛”。说到这，刘兴成笑了起来，“茅老师的英语是非常棒的，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part-time’，还差点闹出笑话来。”

　　就这样，在茅于轼身边做了两年的“part-time”助理，让刘兴成受益匪浅，茅于轼的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深深的影响着刘兴成，“在茅老师身边，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单单是知识，更是为人和为学的一种态度和精神。不仅让我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也让我从此对经济学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1994年，28岁的刘兴成研究生毕业，并决意南下去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谋求生路。几经选择后，刘兴成去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支行下属分理处工作，随后因其在银行业务中表现突出，遂从分理处调到支行，又调到惠州市分行和广东省分行工作。

　　就这样，从黄土高坡的一个普通农民，到中学教师，再到研究生，几年之后刘兴成从一个毛头小子渐渐成熟，银行的这个铁饭碗也使生活渐渐稳定。然而，1997年突发的一场事故让刘兴成的人生再次有了新的转折。

　　改变人生的交通事故

　　用刘兴成自己的话说，“英国戴安娜王妃死于交通事故那年，我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我比她幸运，我活了下来，并由此有了新的人生选择。”

　　1997年的一天早晨，刘兴成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往单位上班，途经一家银行疗养院门前时，被一辆突然转向的黑灰色三菱越野车从侧面直接撞倒。当时全身上下留下了不少伤痕，而最严重的是左肩锁骨处有几处骨折。

　　随后，根据当时的记忆和多方了解，开车撞倒刘兴成的司机竟然是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某行长。然而，待到对方找上门的时候，肇事司机已经换成了交通银行的一名普通司机(顶包的司机利耀荣在事故处理期间就被提升为科长)，肇事车辆也被调包为一辆普通的白色切诺基轿车，且对方因刘兴成要还原事实真相而拒绝了刘兴成提出的正当赔偿要求。

　　更让刘兴成气不过的是，该行长甚至买通了交警，让原本正常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的刘兴成也背上了一定责任。出事之后，农行的领导也找到刘兴成，劝说其和解，不要把事情闹大。义愤填膺的刘兴成拒绝了领导的劝说，并请了律师打官司，谁知律师也被该行长买通，收了刘兴成的律师费只参与了调解，根本没有在民事诉讼中代理，一件黑白分明、责任清晰的交通肇事案件，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居然要刘兴成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刘兴成在两位广东律师同仁的帮助下，在法院起诉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交通肇事及处理过程刺激刘兴成最终成为一名律师。在康复后，刘兴成辞去了银行的公职，参加了当年的司法考试并一举通过，拿到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的左肩也自此落下了病根，每逢阴天下雨便隐隐作痛，在背后看起来两个肩膀高低不平。

　　对于这样的经历，一向话少的刘兴成一直讳莫如深，“从那时起我开始领悟到了一件事，这个社会存在太多的不公平，这也是中国法制进程的一个写照，要想短时间内改变是不可能的，我能想到的唯一途径便是做一个律师，维护社会公平，以法制参与者的角度去促进社会的公益，去加速中国法制的进程。哪怕我的力量很单薄。”

　　采访当天正值阴雨天气，记者便注意到，刘兴成在不断的活动左肩，在讲完自己的遭遇后，刘兴成释然地谈道：“这是在不断的提醒我，做我能做的事，做我该做的事，不能做有悖社会公理和个人良知的事情。秉公理，敢说话，敢分黑白，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准绳。”

　　金融经济师和律师

　　如今，刘兴成正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自己钟爱已久的兴趣，刘兴成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多年来扎实的理论学习和银行实务经验，让刘兴成在金融经济师和律师之间逐渐开辟出一条自己的新道路——“做一名真正意义的财经律师”。

　　在刘兴成看来，“财经律师”的定义并不等同于只做经济案件的律师，考虑到自己的职业经历和律师专业化道路，刘兴成对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名在法律界懂财经的律师，和在财经界懂法律的经济师”。

　　对此刘兴成解释道，“财经的定义要比经济更窄也更专业，不同于专打经济官司的律师，我的发展方向是专注于融资、投资风险防范和投融资领域的诉讼，个人、家庭理财风险防范的顾问以及企业投资风险防范顾问。举例来说的话，现在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在不断的开发一些新的理财产品，但这其中有不少都是虚假宣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企业或者个人的投资维权，另一方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促进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的提高。”

　　对话刘兴成

　　《法人》：在您看来，牟其中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刘兴成：事实上牟其中案反映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出在法院、法官对现代经济的不熟悉，缺少对信用证业务实际的了解与体会，以及我国现有法律建设和执法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信用证问题对许多司法工作者来说是很陌生的问题，在具体案件的定性时就难免发生偏差。所以牟其中案件的纠正与否，其意义将不止于这个案件的本身。

　　《法人》：据了解，您担任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法律顾问，在这一过程中，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一角色？

　　刘兴成：我更习惯理解成这是一个为公司和企业普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打官司。只有帮助企业普法，在决策时就和法律对接，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企业法律风险，完善风险防范体系。这个道理放大来讲也是一样，中国法制进程的快慢，也取决于对公民的普法力度，其实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打官司固然重要，但普法也是律师应做的基本工作之一，也是我的重点工作。

　　《法人》：在普法这一工作上，您做出了哪些努力？

　　刘兴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撰写文章，公开发表，尤其是关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和企业法律管理方面的，为企业的治理谏言纳策，以及帮助企业起草法律文书，完善管理制度等等；另一方面是在做法律服务时，向我的当事人普法；第三个方面，便是向群众普法，比如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深入社区进行法制宣传等等。

　　《法人》：朋友和当事人对您评价最多的是什么，您怎么评价自己？

　　刘兴成：正直，敢说话，勤奋，有上进心。我自己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最明显的一个是缺乏幽默感。

　　刘桂明点评

　　专业化律师是需要也是追求

　　对广大律师来说，专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也许每一位律师都各有自己的答案，但对本文主人公刘兴成律师来说，则显然有自己更深刻的体会。

　　首先，从客观上来讲，专业化律师是一种市场需求。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型，专业化律师必然将越来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表面看起来，刘兴成成为一名财经律师是与其在求学经历中师从茅于轼先生和魏杰先生的点拨有关。但是，仔细深究就可以发现，与其他专业律师的经历一样，刘兴成律师也是因为完全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尔后才逐渐成为一名专门以财经法律业务作为自己专业方向的专业律师。其中通过牟其中案的辩护，他就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他认为，主要问题出在法院、法官对现代经济的不熟悉，缺少对信用证业务实际的了解与体会，以及我国现有法律建设和执法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可见，诸如信用证问题等一些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对许多司法工作者包括执业律师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且需认真研究和探索的问题。于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其次，从主观上来讲，专业化律师是一种个人追求。尽管本文主人公成为律师似乎有些偶然，但从本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成为一名专业律师则又是一种必然。在那场“改变人生的交通事故”之后，刘兴成竟然成了一名律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他的人生传奇。但传奇之后竟然还有传奇，那就可以说是神奇了。神奇的是，多年来扎实的理论学习和银行实务经验，后来竟然让刘兴成在金融经济师和律师之间逐渐开辟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新道路——“做一名真正意义的财经律师”。

　　于是，刘兴成对自己的人生追求重新进行了定位：“做一名在法律界懂财经的律师，和在财经界懂法律的经济师”。在他看来，“财经律师”的定义并不等同于自己是一名只做经济案件的律师，而是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和律师专业化道路。

　　最后，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如果要成为一名专业律师，走向专业化又必然是一种苛求。其实，对一个律师来说，选择一个专业方向并不难，难的是你为自己的选择将做什么，做了什么。